颠沛流离的远征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蒋介石正在庐山养伤，七个多月前在西安事变中他摔伤了后背，整个国民政府管理层被张杨二人率领的东北军一锅端了，不过最终国共两党实现了抗日统一战线。但此时的蒋介石并不想和日本发生大规模冲突，即便有九一八事变的前车之鉴，蒋介石仍然寄希望于谈判。东北沦陷后，日军就把目光投向了华北，之前的长城保卫战的失利导致整个长城防线崩溃，平津地区岌岌可危。此时的日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灭亡中国。蒋介石为了增加谈判筹码，一边往河北增派兵力，一边派谈判团前去谈和。但从卢沟桥事变中就可以发现，日军是从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而不是从北面长城防线进攻的，因此当时的北平已经注定要落入敌手了，日军绝无谈和的可能。蒋介石在江淮地区部署兵力，做出的最坏打算就是牺牲华北，固守江南，当然淞沪会战后，最坏的打算都成了痴人说梦。
7月29日，北平沦陷了，日军肆无忌惮的出入于北京大学，汉奸和宪兵在城市里为非作歹，据传闻有数百名大学生被逮捕迫害，眼看形势愈发危急，为了保护国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北平各高校选择迁往云贵地区异地办学，一些年迈的教授不方便远行，只能留在学校处理事务。其实早在两年前，京津的几所学校就已经计划内迁了，部分仪器和设备都提前运往了长沙，北平沦陷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联合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成为了政府转移的重要对象，伴随着文物、书籍和资金，大部分师生得以安全得转移到长沙。
但不到一年，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也提前迁往了重庆。日军的飞机间歇式的轰炸长沙，日本的军队也溯长江而上，西南联大的大部分物资都被损毁和抛弃，无奈之下，西南联大的师生只得再次内迁，这次的目标是昆明。联大的师生分成三路，最主要的一路是女学生和教授老师，在国军的护送下乘火车先南下到香港，在辗转到越南，再从广西乘火车到云南，另一路则先到广西，再经过越南，辗转数次到达云南。另一路则还有200多位体检合格的男生，和11位自愿加入的教授（包括清华的闻一多、袁复礼、李继侗，北大的曾昭抡，南开的黄钰生）和助教，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徒步穿越湘西、贵州，全程1600余公里，历时68天抵达昆明。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湘黔滇旅行团，当时校方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是“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徙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旅行团的学生身着军装，亦学亦兵，由黄师岳将军率领。全团的开支由黄钰生管理，他格外节俭，全团两个月的开支不足一万元，平均下来一个人只有四五十块钱，也就是每个人每天仅有一块钱经费，即便在经费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全团省吃俭用竟然仍有余款。就这么一支由大学师生组成的队伍，从长沙出发，在祖国大西南的崇山峻岭深沟峡谷中，一边考察民情，一边向着目标昆明前进。
绝境中的北平
北平沦陷后当天，日本军队就进驻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强行搜查了北大的第二院校长室，虽然大部分的师生都已随着大部队南迁，但各个学校都在北平留下了校产保管委员会，由留守北平的教授们管理。这些留平教授平时靠学校邮寄维持费勉强度日，学校的财产是一个学校发展的动力来源，这些教授为了保护校产而付出巨大的牺牲。但由于日军强行占领校园，这一任务最终也没能完成。在长达八年的日据岁月里，北大等学校成了日军的管理北平的宪兵站和迫害爱国志士的监狱。校产保委会一再交涉，全无效果，只得全部搬出校园。偌大的清华园里，竟然没有了清华人的踪影，这是怎样的奇耻大辱。北大，清华这两所有着光荣历史的名校不仅遭到了战火的蹂躏，同时也遭到了精神上的羞辱。
“留平教授”被迫离开了与之朝夕相处的校园，他们的生活处境必将更加艰难。周作人甚至已经准备“卖文为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容庚记载了当时教授清贫的生活“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购百斤之米，或一吨之煤。故破衣恶食变卖书籍家具以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讲师，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时于道路而授课二小时者，其所得远不如卖烟拉车之辈为优。”
起初校方依然每月为他们邮寄维持费。这些“留平教授”中，北京大学的四位“留平教授”本无太多争议，但由于抗战中周作人变节附逆投敌，无法拿出任命他为“留平教授”的电报稿而不得不委托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写信证明确有其事。缪金源、容庚在内的三十余名教授“南方无处可归，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1938年6月17日，清华大学办公处议决“留平教授”应于下学年前来滇服务，否则暂行解除聘请合同，且学校发给留平教授维持费以发至本年7月份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吴可读、张子高、温德、刘文典先后离开北平，辗转南下昆明。除此之外，而钱玄同、俞平伯、陈垣在内的许多不同院校的教授们因为身体状况、家庭处境等多种原因无奈滞留北平，但他们也为祖国的抗战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苦中作乐的联大
虽然清华北大南开三校长途跋涉数千里才得以寻得一处栖身之地，但新的困难又摆在大家面前。首先就是管理权的分配问题，梅贻琦是清华教授，在提名各个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的时候，过于偏向清华，北大的师生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当时各校互相告状请求“分校”，争取“独立”。这时候钱穆站了出来，他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大家应顾全大局，以和为贵；待抗战胜利，各校自当独立。这番道理得到了蒋梦麟的认同。于是大家便不再争执了，倘若三人各自为政，联而不合，想必会成为第二个“西北联大”——西北联大于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组成，不到一年便分崩离析。
学校食堂做饭用的是陈米，被学生戏称为“八宝饭”。“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同样教授们也吃不饱饭，于是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组成种菜小组，推举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生物系讲师沈同当“种菜助理”，所有教授全程参与浇水施肥。除了吃的，住宿条件也非常差。学生宿舍是茅草屋顶，昆明多雨，一到下雨天屋顶就漏水，住在上铺的同学把脸盆、水桶、饭盒都拿来接水。教室的条件稍好一些，用铁皮作屋顶，但暴雨打在屋顶上声如急鼓，老师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到。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历来以完美掌控讲课时间闻名，每堂课他讲完计划内容后，说一声“下课”，铃声立刻打响，万无一失，令人称奇，可是昆明的暴雨时常打乱他的计划。一次，他正讲到得意处，忽然一阵急雨，声音大得使他无法讲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停课赏雨！”同学大笑，陈岱孙一脸无可奈何。
虽然昆明位于祖国的大后方，但当时东南亚的局势也不稳定，日军虽然无法攻入云南，但经常派飞机轰炸昆明，飞机来临，城市就要响起警报，大家就要去防空洞里避难，被师生戏称跑警报。有一次，空袭警报照例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往外跑。国文系教授，有着狂人之称的刘文典也跟着跑，突然想起自己“十二分佩服”的陈演恪身体羸弱，视力有问题，行动不便，赶紧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寅恪的寓所，搀扶陈演恪往城外跑。同学们要搀扶刘文典，刘文典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寅恪先走。大家正在那跑着，刘文典忽然看见沈从文也在人群中气喘吁吁地跑，面露不悦之色。与沈从文擦肩而过时，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刘文典在对庄子的研究上造诣极深），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十四年抗战给祖国带来的是痛苦和磨难，每个人物都像水中浮萍，身如草芥、朝不保夕。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不放下手中的教鞭，为祖国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
5位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等
8位“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朱光亚等
92位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工作
100多位人文大师......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