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英伦才子型作家。1969年出生于苏黎世，毕业于剑桥大学，现住英国伦敦。由于其姓名中的“德”字，很长时间内我都误以为他是法国某支贵族的后裔，以至于当我发现他名字后面的括号内写着（英）时，着实吃了一惊。不过这应该不是大问题，德波顿除英语外还通晓法、德、西班牙语，想必在我面前装一装巴黎上层腔调也是手到擒来。

不过以上信息都是我后来才一一知晓。作者和作品向来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最初吸引我的既不是他的伪法国籍也不是他那锃光瓦亮的脑门，而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拥抱逝水年华》。由于我读《追忆逝水年华》从未超过十页，因此满心钦佩这样一位通读数遍并对其了如指掌的作家。稍稍纵容了自己的懒惰，我抽出这本只有半个指节厚的书，本意是想看看普鲁斯特究竟写了什么，然而之后我却全然忘记了普鲁斯特。我从德波顿的中国文集总序开始喜欢上了他：

写书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大著地球人没有人手一册；另一种人则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竟然有人肯巴巴地花钱买他的书而且认真读过。我属于后一个阵营。

有些书跟我们交流的方式与我们的爱人同等热烈，而且更加诚实可靠。这些书能有效地防止我们因自觉并不完全属于人类大家族而滋生的伤感情绪:我们觉得孑然孤立，谁都不理解我们。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不过，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描绘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习见的那些情感和人物，好书对我们各种感情的描绘远胜过我们自己的体会，它处理的感知和认识虽确属我们所有，却又是我们根本无力予以明确表达的：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

我们的个性并非如我们乐于想象的那般密不透风，我们自以为只归我们独有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没那么私密——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客观超然的，像你在快餐店里招呼侍应生那么不带感情色彩，而是说它们其实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自己并非如此孤立的同时也要付点代价：我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与众不同。

阿兰·德波顿是个诚恳的人。我发誓如果不是出于语言的障碍，我一定能和他彻夜长谈，他属于那种你愿意随时给他打电话聊天的作家。他对自己的定位十分明晰：写不了诗，不会发明人物，也做不来学者，最后发现了正好适合自己的定位：随笔作家。他的自我定位恰如其分，在完美的文笔身后的确隐藏着一个尴尬而不熟练的小说家影子。出于对这份自我剖析的认同，我始终无法像读一本小说一样读完他的《爱情笔记》：你读上几行就会发现，德波顿从来不注重情节。他真正感兴趣并愿意花费笔墨的是情节间隙的思考。他的情节就像琼脂一样只是一种载体，如果只关注琼脂，你就会溺死在里面。

在他出的十本书中，有一本书的诞生背景稍显特殊，称得上是一部订件。这就是《机场里的小旅行》。西洋画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服务于大家族或者教会，接受他们的工钱，并在画布或墙壁上涂抹出天堂、圣母、公爵和贵妇的模样。中国最精美的工艺品也大多出自皇室或为皇室所垄断，清廷的造办处早已威名远扬。而在现代社会，仍然有人愿意提供经费，聘请一名作家为旗下的希思罗机场写一本书，尤其是这名作家并不以小说见长，实在称得上难得一见的勇气。而接受这样一笔可观的费用，并且应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内奉出一部等值的作品，无论如何是件有风险的事。

不过幸运的是，主客双方都很有诚意。德波顿显然认为他的雇主怀有某种自我权力的认同：

相对之下，我的资助人科林·马修斯——他是英国机场管理局总干事，希思罗机场即属于这个机构所有——则是个宽宏大度的雇主。他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没有要求我撰写献辞，也没有要求我祝福他在天堂里享受永生。他手下的人员甚至明言准许我恣意批评机场的各种作为。在这种毫无拘束的条件下，我觉得自己成了一项传统的获益者。在这项传统中，富有的商人出钱雇用艺术家，但对后者任何无法无天的行为表现都已有了彻底的心理准备；他并不期待对方循规蹈矩，他知道自己喜爱的这头狒狒一定会砸毁他的陶器，而且还对这样的结果乐在其中，因为这样的宽容恰恰证明了他的权势。

就是这样，德波顿找不到理由拒绝这份不同寻常的邀请，决定去希思罗机场待上一段时间，于是就有了这本《机场里的小旅行》。下期让我们继续看一看，才子作家眼里的希思罗机场，究竟有哪些隐藏着的美丽细节，被川流人群和交替朝暮所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