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注：本文引述史实和各方引文材料等都来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出版集团在2011年出版的戴茂林、赵晓光著作的《高岗传》第八章“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

两位传记作者在这一章节，实际在描述的就是我党在1942年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的中共西北局的高干会议。

两位传记作者说，给高岗作传，西北局的高干会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件。

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正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关键阶段。

——延安整风是在抗战时期从1941年5月19日，到1945年4月20日进行了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两位传记作者是在本篇章中是这样描述这场运动的：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是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是由于全党，就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认识是相当不一致的。——毛泽东在1941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的主题报告中，就直接指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严重。

这就表明，想在这个时候就对党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毛泽东果断决定，要把整风运动推进全党。”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

两位传记作者在书中也说，这次西北局高干会议能够成为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是由于一下四个原因：

1、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认真总结、深入剖析西北根据地，对全党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具有典型意义。

2、西北根据地又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时的重灾区。在“左”倾错误即将葬送这块根据地的时候，中央红军的到位又使它绝处逢生，并且使它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总结西北根据地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具有典型中的典型的特殊意义。

3、陕甘宁边区系统参加整风学习的有3240多人，占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的整风搞好了，取得全党整风运动的胜利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这次西北局的高干会议，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召开的这次会议。

西北局高干会议是经过充分准备后才召开的。

边区政府（林伯渠等领导）和西北局（高岗领导）分别组织了两个考察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高岗是1942年1月4日到3月20日，带领一支30多人组成的考察团，深入当地左调查研究后形成报告，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召开和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西北局高干会议历时了近三个月，主要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两位传记作者在本篇章说描述：

1、总结了边区的历史经验教训，解决了过去的争论，达到了思想上的一致。中央政府也对边区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式的结论。

2、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在会上，明确了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确定了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领导；更加紧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本身组织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

3、明确了发展生产、发展教育是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

这次西北局高干会议讨论解决的这三个重大问题，对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这次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为延安整风的最后一个阶段——高级干部再议党内的两条路线，提供了难得的模板。

高岗在会上做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三万字的长篇报告。高岗在报告中认为，这次高干会检讨历史上的争论，也是一场大的思想斗争；是以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是通过思想斗争，达到救命治人的目的；也是克服党内当时存在的自由主义不逐渐腐蚀党的斗争。

当然，两位传记作者在这一章节的最后指出了这次会议的一点不足。

在这次会议中，对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的批判是有些偏差的。这些干部们的错误是积极贯彻“左”倾机会主义，仍然属于认识上的问题。如果对其简单地全盘否定，归结为品质的极端恶劣，这就对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是不公平的。

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指出，“……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过去未做过研究理论和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为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

两位作者，在这一章节，用这么一段话结束了西北高干会的这一章节的陈述：

“另外，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对于会议出现的一些偏差，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