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桃花源记里》记载了秦朝未年一批乡民，为躲避战乱来到桃花源，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里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从此桃花源成了人们向往的世外生活。

   许多人认为桃花源是想象中的世界，现实中并不存在。如果放眼世界用心体会，你会发现桃花源式世界遍布，只是被人忽视而已。

   中国人最怕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前有几个征兆，首先官场腐败，其次豪强并起，然后是天灾频发盗贼蜂起，之后是民不聊生。现代人生活在和平年代，对于乱世没有直接感受，我们是通过书本了解乱世，而书本记录人经历有限或者受其他意识形态影响，不能完整的记录乱世期间各地都发生了什么。地方有史志，当乱世来临，秩序大乱，当地方史官想记录发生在本地的事件时，事件早已物是人非，只好记录些典型事例交公了事。

   既然史料如些缺乏，怎样了解乱世时本地状况？远的已经无法了解，只能找一些在世的老年人了解一下。我父亲生于民国二十七年，也就是1938年，他少年时期经历了被后世记载为乱世时代。他小时记忆现在觅足珍贵，通过他我们可以了解家乡那段时期的日子。

   我家乡在豫西洛河北岸，属于丘陵地带，多半是靠天吃饭的丘陵田地，还有一少部分水浇田。那时粮食产量不高，风调雨顺时也能吃饱饭，遇天旱或涝，粮食减产，省着吃也能过去。他听我爷爷说清未辛丑年豫西连年大旱，粮食绝收，有人外出逃荒，有人在家苦撑。我们一家人饿得快死，爷爷告诉父亲，说家人饿得脖子只剩拳头粗细，这时亲戚送来一升小麦救了全家，祖爷获救后告诉子孙，生生世世不要忘记亲戚家大恩。

   我们这地方非常偏僻，清亡时这地方没什么反应，只是有天过来一群人，要求大家剪发，许多人不习惯，但不敢违抗，只好将头发散开。北洋政府时期我们这地方没什么变化，国民政府时期一个样，抗战暴发与我们这地方没多大关系，村民该怎样生活还怎样生活。1944年日本鬼子来到我们村，村里提前得到消息，全部“跑了老日”。我外公家一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跑，因为清未出过秀才，建有高大的门楼，日本人一来，将院子作为兵营。母亲记忆中，日本鬼子还算友好，拿出糖果哄小孩。全村人都跑了，日本兵到空无一人的家里搜些粮食加上自带罐头，拆些家具埋锅造饭。没几天日本鬼子就走了，跑“老日”的乡亲们又回来了。

   之后大路上经常过兵，国军大家都认识，其他扛枪的老百姓不认识。有天两支人马在大路上交火，之后遍地弹壳还有军用物资，大家纷纷到路上捡，邻居家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腿部中了流弹，抬回家没抢救过来死了。

   那时也有匪患，但村中也有强人，他们拥有枪支可以对付土匪。人们也很懂事，如果哪家哪天门口突然来了乞丐，这家人会尽量施舍，因为乞丐中藏有土匪探子，不予施舍风险很大。土匪抢劫有门道，穷人晚上尽可安心，就算大门四开也招不来土匪，最多引来盗贼。

   我们村子有几百年历史，生活在村中大多是老门老户，经过几百年繁衍生自息，家家都有几亩薄田，只是多少问题。地少人多的在干完自家农田后，外出做生意、开作坊或给田多人家打个长短工，日子安祥平和。到了岁未，村中乡绅轮流捐资兴办杂耍、大鼓，或请戏班子唱戏来增加节日气氛，所谓的乱世似乎与我们这地方无关。

   后来突然建立了新政府，我们村里没什么民愤极大的地主，最后瘸子里挑将军，镇压了一批人。之后的岁月，大家都知道，不多说。

   写到此，我突然悟出，乱世记录的是城市里发生的事情，与乡村无多大关系。王朝政权集中在城市，城市里生活着官爷、富商，城市是交通枢纽战略要地，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屠城多发生在城市。城市里不产粮食，筑有坚固的城池，强人将城一围，就是一座死城。城破了，纵兵奸淫抢掠，甚或屠城，因此乱世最大受害者主要指城市官贵，至于偏远山区，作为鸟不拉屎的地方，兵来了跑、匪来了跑，反正就几空烂窑几间茅草房，塌了掏，烧了建，成本也不高，因此这些地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属常态。

   历史上荼毒及于乡村的大乱世有几个，金灭北宋，据说北方汉人几乎被屠戮净尽，死尸体堆于井中，井水积年不能饮用。北方大地无论城乡一个惨样。此后是蒙元灭金灭南宋，中国人口消失达数千万人，蒙元屠人也无论城乡，见人就杀。之后是明未农民军如张献忠，几乎屠尽四川，清军进入中原似乎好些，屠了一批城安定局势后，开始休养生息，大部分乡村不过是换了老爷，留辫子后生活依旧。

   行文到此，心情异常平静，什么乱世，爷不怕了。农村人不怕，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边缘人也不怕，现在没了城墙，乱了逃离城市，唯一可怕的是没有什么地可种粮食，挨饿恐怕难免。

   作为草民，乱世与治世没什么区别，乱世危胁最大的是那些身家巨万的官贵，这是铁律。乱与治的按钮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但囿于私利很难做到，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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