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一本叫做《大众的反叛》的旧书，惊讶地发现作者何塞·奧尔特加·加塞特，一位20世紀早期的西班牙哲学家，竟对我們今天所深处的数字时代的精神症结做出了无比精准的诊断。

什麼是“大众的反叛”呢？作者的解釋是：“一方面，世界和生活為一般民眾敞開了大門，但另一方面，它們的靈魂和心灵却走向了自我封闭。所以，所谓‘大众的反叛’就是在于普通民众心灵的闭塞，并由此构成了人类面临的重大危机。”

他所说的“心灵的闭塞”（the obliteration of one's soul）,是一种典型的智识上的顽冥不化：“这类人发现自己深处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座之中，他们对此洋洋得意，并以为自己在智力上已趋于完美至善之境由于感到自身之外已无任何欠缺，于是他们索性在这一精神储藏中心心安理得的定居下来，这就是自我封闭的机制。”

是不是很眼熟？互联网最擅长给我们制造一种全知全能的人之幻觉，让你觉得一切值得知道的东西你都已经知道了，或者随时可以在网上查到。

如果奥尔特加生活在今天，他会怎么评价这个时代呢？他在书中讥讽一个女人声称自己“无法忍受一个少于800人的舞会”，那么，他对于我们动辄一万人共赏的病毒视频会作何感想？他会如何评价真人秀节目里的大众评委？以及Twitter上面140个字的政治评论？他会从今天的网络评论中听出他那个时代的相似的愤怒、暴戾和审判姿态吗？他会如何解释大众的评论比美食家的评论更受欢迎、艺术评论正在变成生活方式报道、专业杂志避免谈论任何技术细节、而一个乐评人对音乐的结构了解越少越容易成功吗？

在奥尔特加看来，这些大概都应该归入我们为“大众意见的崛起”所付出的代价。简单来说，大众痛恨专家。如果必须在学识渊博者和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们宁可选择后者。

奥尔特加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精英主义情節的人。他对此也毫不避讳，事实上，他的洞见之一就在于，以心智上的自我要求区分经营与大众的冲突，并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左/右”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一种新的冲突并不在于“社会等级的高低”，百万富翁可以是大众的一员，而一个穷光蛋却可以代表精英：“这个世界上存在两种类型的人：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在他们看来，生活总是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们就像水流中飘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

按照奥尔特加的观点，一个精英会认识到所谓全知全能的虚幻性，即使是被自负懵逼了双眼，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真的完美无缺。但另一方面，大众却丝毫不怀疑这种完美。心灵的冥顽封闭阻碍了他们获得必要的条件来发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这一必要条件就是与他人进行对比，对比意味着暂时走出封闭的自我，将自己转化为他人。“但是，平庸的西宁没有这样的转换能力——它是运动的极致形式。”

此外，奥尔特加说，我们还面临指着和愚人的永恒划分：明智之上总是感到自己有沦为愚人的可能，因此接力逃避这种稍微疏忽就会降临的愚蠢；而愚顽之人则从不怀疑自己，他们对自己的愚蠢安之若素，怡然自得。

这并不是说大众就是愚蠢的人，恰恰相反，今天的大众化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民众都要聪明，但这种能力对他毫无用处。因为这种恩威自己更聪明的良好感觉反而使他更封闭，并开始妨碍他实际运用这种能力——“大众一旦陷入思维定式的泥沼就无力自拔，各种陈词滥调，先入为主、零敲碎打的思想、空洞无物的言辞，统统胡乱的堆积在他的大脑中，他还到处贩卖、兜售这些破烂。”

“今天，智识上的平庸之辈对公共生活的把持与控制或许是当前时局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这些人拥有信仰、传统、经验、箴言、心灵的习惯，却从未有奢望对事物的使然或应然状态有什么理论上的观点，比如说对政治或文学。......另一方面，今天的普通大众对世界上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都拥有最精确的“思想”。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一切必要的知识，又何必再洗耳恭听呢？”

所以，这不再是一个倾听的时代，而是一个判断、声明、决定的时代。在公共生活领域，尽管大众依然愚昧无知，但他们却处于处处插手，频频干涉，强行推行自己的“观点”。是不是也很眼熟？

奥尔特加认为，大众观点的崛起，并非历史的进步，因为他们所谓的“思想”并非真正的思想，也不能说他们因此就拥有了文化。因为无论是谁，“只要他拥有思想，首先就得渴求获得真理，能够接受真理而所强加的游戏规则。如果拒绝接受一种以检验、规范思想的更高权威以及可以诉诸一系列准则，奢谈什么思想、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奥尔特加还分析了技术进步与大众的暴力倾向之间的关系：当人们发现其他一切正常手段都不足以捍卫他们的正当权利时，也会诉诸暴力，但这种暴力是“被激怒的理性”，其实是“最后的理性”，也意味着对李兴和正义崇高的最高礼赞。但是，如今人们却在反讽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戳此，他们宣称暴力是“首要的理性”，甚至是“唯一的理性”。他们主张“直接行动”，取消介于目的与效果之间的一切中间过程与规范。所以，当前大众对公共生活的压倒性干涉已经由过去间断、偶尔为之的活动发展成为正常的、天经地义的事情：“直接行动”公然成为了一种普遍认可的方式，这一体制的后果就是图案提升或的堕落：良好的礼仪不再被遵守，文学作品中充斥着粗鲁、暴戾的言辞；两性关系中的约束与节制也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