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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从小就和别的城里孩子不一样；不喜欢在狭窄潮湿的巷弄里捉迷藏，也不喜欢在尘土飞扬的马路旁拍洋画；直到五年级遇到生平第一批死党，才会趴在水泥地上打弹子、翻水浒卡。之前的时间都在自娱自乐，也不爱出去，家里就是我的游乐场。这应当是我的错，因为对邻居家的同龄孩子，我毫无结识的意思，甚至看到他们玩得热络时也不欣羡。究其缘由，大概是因为，在那么多个小时候的寒暑假里，我总是不在城市的家里，没有像城里小孩一样到处走街串巷浪费时光；而是在每个期末考试的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奔去乡下的外婆家。
这项传统从我三四岁记事起就有印象；起初似乎是不情愿的，倒不是外婆家的长辈和小孩对我不好（恰恰相反），而是那个大别山区的外婆家，在九十年代只通公路，盘山公路。大约四小时行程的后一半，都是在蜿蜒的山路上度过，这给我很不舒服的感觉，不是因为晕车（从小我就不晕车），而是一种山重水复的焦躁和绝望，山道的风景都是差不多的（长大后懂得欣赏），作为小孩更是难以辨认，只觉得那蛇行的山路没有尽头，母亲应该也很困扰，她是希望在旅程里小憩的，我却一直缠着问“什么时候到啊什么时候到”。那时候的客车条件也不好，短短的一截车（俗称中巴），座位很糟烂，颠簸和噪声都无可避免，于是每次回去的行程都像是一场剧烈的体育运动，几小时的煎熬之后，几欲晕眩虚脱。
到达后却又立刻活分起来，小孩子都是精力过剩。县城的车站不是简陋而是混乱，路面坑洼就不提了，出站口一定拥堵，人行道是卖菜的、卖盒饭的、卖小玩意儿的小贩的据点，马路也被三轮车、摩托车、摩的横七竖八地占去半边，它们的主人就在吆喝着，半拉半扯地招徕乘客。那聒噪的音腔倒不令我反感，大概是条件反射，因为听到这样的方言我就知道，在舅舅家有好吃的好玩的等着我。
县里的方言和市里很不同，在我听来却没什么障碍（我是高中毕业游走到县里，才发现市里长大的同学听不懂），若要来形容这方言的风格，应该是下里巴人（简称土）。如今我一想到这方言，脑海里浮现的，便是稻田里耕作的农人、小河边洗衣的妇女、草垛下慵懒的耕牛以及家家土灶升起的炊烟。这些意象构成了我最初的乡愁（当然还有乡下的饭菜），以至在城里的上学的日子，反而变得像是寄居和过客。对老城的感情，应该是十八岁离开之后，才慢慢地生发出来，和乡下的风情一起，组成了我的家乡。
然而我一直拒绝说县里话，甚至我连城里话都说不好（高中认识几个土生土长的老城同学才有所改观），这要拜我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所赐，她让我很长时间内认为普通话才是“唯一正确”的。所以我和外婆家的一众亲人朋友，都是他们跟我说方言，我跟他们说普通话，毫无不妥。这也招致了一些嘲讽，主要来自邻居家的大叔大妈，每当我出现，他们就戏谑地说“安庆佬回来了”。不过我完全不在乎，骄傲地从他们身边走开，该吃吃该喝喝，该在河里抓螃蟹还是抓螃蟹，该在地里偷番茄还是偷番茄。
当然作为半个城里人，乡下还是有我痛恨的东西，就是鸡鸭鹅粪。牛粪不在之列，因为一来耕牛的数量有限，二来它们不会出现在房前屋后我游乐的范围，三来牛粪比碗还大，目标明确，容易闪避。鸡鸭鹅就不是这么贴心了。它们必然是散养的，必然时刻都在四处找食，所以会出现在屋里屋外，厨房和饭厅更是首当其冲。（初中生物知识告诉我们，鸟类是没有直肠的，所以吃了就排泄，这是后话，小时候不懂）这让我蹑手蹑脚，走路都似找蚂蚁一样小心翼翼，若是一时疏忽踩到，一定会奔到水池边冲十分钟。我觉得低头走路的毛病就是这时候养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