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妹六人，除我跟小妹个子过了一米六外，哥哥姐姐们都比较矮小。排除遗传营养等因素，他们不长个是因为给扁担压的。大姐来得最早，高小辍学后就跟着父母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哥哥为了证明自己是全劳力，十六岁不到就开始了下煤窑拖矿桶。
父母哥姐每天要出工挣工分，我不到十岁也开始学习挑水。虽然还没有扁担高，可稚嫩的肩膀开始尝到了痛苦的味道。
家里没有小号水桶，只能用大桶挑。用过扁担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第一次用扁担，走起路来怪怪的，姿势好难看，不知放哪个位置最舒坦。用大木桶挑水，从几勺到三分之一桶到二分之一桶。肩膀从红紫到血丝到最后血痂脱落。肩膀渐渐磨平了，左右换肩也慢慢自然了，挑的水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家在进门的右边就地砌了一个长方形水缸，缸底用瓦片铺设，上面有一块木板盖，可盛四担水。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我的第一件事是挑水。从家到前塘老井虽不到三百米，可挑一担水，中途要歇几回肩。挑满一缸水，往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进槽门到老厅屋过那副高高的石门槛还要小心翼翼：绳子长了，前面桶子过去了，后面磕着了，前后失去平衡，就后人仰马翻，前功尽弃。有时我们几个小玩伴合计组团挑水：四五个人同往一家挑，挑满一家再到下家。看着一次性挑满了一个水缸，心里乐滋滋的，哪怕别人家比自己家远得多。
小学时，家里每年要请一次篾匠。织箩织筐织粪箕。粪箕除小妹外，每人一担。学校刚从尹家厅屋、谭家祠堂迁至罗家岭，每周一两次劳动。不是整坪挖土修屋沟，就是捡粪担砖担石头。礼拜天，我们也基本上没闲着：不是担大粪淋菜就是担谷到大队部、石底塘或江上碾米厂碾米，有时还要到麦栗坳上捡柴。这些还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跟二姐到窑上担煤炭。去的时候，饭饱气足，七八里路四五十分钟就到了。来到窑上炭坪里捡好炭过完秤，在窑边水沟里洗完手后，开始下山。下山不难，只要不滑倒。挑下山来，我们给自己定下一个个小目标：从王家里到永桥里，从永桥里到电站，从电站到岭上，从岭上到纸厂，从纸厂到药店，从药店到船厂，从船厂到桥头，从桥头到大队部，从大队部到学校岸下，从学校岸下到枫树下，从枫树下到家。担子越来越重，步子越来越沉，回家的路仿佛越来越长了。我们往往是早饭后出发，晌午时候才能到家，常常是累得汗流浃背，脸色煞白。
最难忘的是考上初中那年暑假在仇扣山担脚炭的经历。“咸弦洲佳屋，崖斧有百多。三日不下窑，冇得米下锅。”鸾山自古以来便是产煤基地。在鸾山还不通公路的时候，鸾山的煤炭要通过船只运到外地。煤炭从窑上到船上只能靠挑夫完成。每天早上大概是五点多的样子，我与二姐吃过母亲早早准备好的油炒饭与堂姐堂弟，沐着晨风，顶着星光赶往仇扣山。从窑上到船上虽只有四五百米远，可全是陡坡，稍不留神就会滑倒。因为是计量付款，所以我们每次只能硬着头皮多装些，每一担不少于一百二十斤。一趟趟地上山下山，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最后留下一条条白色的汗渍。到晌午收工，来回走上六七趟，也能赚得七八角钱。
在鸾山中学读初中，一二年级时每周仍有一个下午的劳动。不是给班上菜地挖土淋粪，就是到东新煤矿担煤炭。不是在新建操场上挖土方，就是到鸾山寨上担石料，甚至还要到利洞、牛冲坳上背木料。
搞集体的时候，我们这般小家伙的主要任务是担秆。两把秆一个工分。刚开始，一担两把；慢慢地，一担四把；到后来，一担八把。一担两把，不需要什么技术，长长的“禾枪”一头一把，扛上就走。一担四把或八把，则除了力气，还需要捆秆的技术。如果捆秆的技术不到家，中途松掉了，将是很费工夫的。
分田到户以后，每年“双抢”家里等我回家才动镰刀。父亲已年过半百，加上曾经的一次工伤落下后遗症，基本上不能挑重担子了。那时，几户共用一台打禾机。我们分到的那台打禾机重得要命，非一般劳力能扛得动。哥比我矮些，自然扛后面，前面加上转子就由我来扛。哥哥抬起禾桶钻进去吃力地扛在肩上后，我便咬牙站起来。从家里到稻田里，泥里水里，上蹬下岸，有时还要在种满豆子的田埂上穿行，稍不留神一脚踩空的话，后果难以想象。往往是打禾机还没响，人已累趴下了。上午十二点过后，烈日当空照，劳作也将告一段落。虽然已是饥困交迫，可稻田里一担担谷子还得硬着头皮挑回家，有时在水田里浸泡多时的禾桶还得咬牙扛回家。
长达半个月的“双抢”终于结束了，稻谷也晒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是交公粮的时候了。粮站的特大箩筐，圆竹扁担，一担就是一百六七十斤。称得早的倒在地上，称得晚的还要挑着这一副重担沿着一块窄窄的木桥艰难地爬上山一样的谷堆……
又到了七月中旬，又到了过去的“双抢”时节，可人们已渐渐远离了扁担，远离了肩膀上的痛苦。
与现在的孩子比起来，也许我们肩膀上的那些经历是痛苦的，可细细品起来，这一切又何尝不是一笔笔宝贵的财富呢！
大作家屠格涅夫曾经说过：“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那么，请先学会吃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