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腊月有许多值得记忆的东西，但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那一面面饱含深情的“文化墙。”
“文化墙”，往往是在元旦到来的时候，从坐落在村子中央的学校拉开序幕。
先是各个班级展出一幅幅学生的书画作品，粘贴在班级、校园，让家长参观展览。接下来要在全校选择一些好的文章，粘贴在学校外面的围墙上。
记得有年春节，我的一组文章被校长用苍劲有力的毛笔字抄写在一张大大的红纸上，贴满了学校的半面围墙，每天经过学校门口，瞟一眼从自己心底里流淌出来的文字，一种由衷的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
最热闹的是考完试后，每个班级的成绩都会在学校外面操场周围的墙壁上张榜公布，一到公布成绩的日子，乡亲们便会三五成群地聚集到操场上，从这头走到哪头，寻找自己孩子的名字。
孩子们早跑到前面，往往一眼便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的欢呼雀跃，有的垂头丧气。
考得好的家长笑眯眯的看着榜上那熟悉的名字，眼神中充满了欣慰，皱纹似乎也在脸上舒展开来，嘴里掩饰不住的向祝贺的乡邻谦虚着：瞎猫逮住了死耗子，呵呵呵……
一个调皮贪玩的男孩又考了倒数第一，他的父亲对着外人不好意思打骂，自嘲般地苦笑着对孩子说：“咱不在下面扛那个榜，难道榜它能掉下来？”引来周围哈哈的一片笑声。
大家开始围在一起，议论谁谁家的孩子长大一定有出息，这是谁家的孩子，那是谁家的孩子，一个村子里几乎没有不认识的。
不过我最喜欢的文化墙还是奶奶那充满神秘的上房屋。
每到腊月二十左右，在高中教书的四叔总会带回厚厚的一摞报纸，让我们几个孩子把奶奶的屋里用报纸粘贴一新，这在当时的农村应该是最好的“装修”了。
我常常会早早的起床，赶在报纸粘贴之前贪婪地把一面读完，打浆糊，一张张报纸小心翼翼的粘贴着。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们把我看过的那一面粘在里面，然后再抽空仔细读报纸粘在外面的那一面，直到最后，自己喜欢的文章一篇篇几乎能够背诵下来。
乡村的孩子哪来的课外书籍，我就是在每年的年底，期盼着那一面面向往的“文化墙”，迎接着自己幼年中一个个丰富多彩的春节。
最后一面“文化墙”要数各家的对联了。
放了鞭炮，吃了饺子，我们走东家串西家，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一幅幅崭新的、喜气盈盈的大红春联，孩子们欢快地争着拉长了声音，抑扬顿挫地诵读，有的分不清上下联，有的读错了，意思全变，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如今没有了那一面面“文化墙”，一个村里大家能叫上名字的孩子也越来越少了，孩子们求学、工作，乡亲们再也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分享那份“文化墙”所带来的快乐与喜悦。
然而，那一面面曾经给我带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的“文化墙”，却永远烙印在记忆的深处，温暖着一个农村孩子单调枯燥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