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往昔28
我和陈晓勤最初并没有想到，当初一第二学期开学时，我俩谁都不愿去报到上学了，而且，在我们不能陈述足够理由的情况下，我们的父母亲居然不约而同地就都默许了。这让我们颇感意外，也大喜过望。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双方的父母亲是怎么想的，也不敢多问，怕事情再生出意外，但个中原因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那是在开学前的一个寂静的中午，我和陈晓勤跑到县委大院去玩，在一排办公室前面的花圃里偷折葵花头的时候，被两个男人抓住了。我相信这两个男人是屏住呼吸悄悄靠近的，因为他们在像拎小鸡一样地把我们拎到一间办公室后，脸上首先是充满了抓获成功的兴奋，然后才是对我们沉脸严厉的呵斥。如今我还隐约记得那间办公室，墙上张贴着最高指示和一些规章制度，桌上搁着几份文件材料、一摞报纸和两只同样印着红色语录的白色搪瓷茶缸，还有一部只有在电影上才看到过的黑色电话机。房间里弥漫的那种气息和学校老师的办公室完全不一样，这让当时的我们不知所措，内心深深地忐忑不安。
两个男人喝令我们低着头站在一旁，然后你一言我一句地训斥起我们，言辞中对我们今后堕落下去的结局充满丰富的想象。最后，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名字、班级和学校，然后摇起了那部黑色的电话。在摇了多次没有接通后，这两个男人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们，他们会将我们的这次偷窃行为如实反映给一中。我们害怕得哭了起来，向他们乞求和认错，但直到放我们回家时，这两个男人的态度依旧干脆决绝。
我们心情灰暗沮丧到了极点，回到大院后就爬上了姬叔的房顶。我们孤独无助地坐在夏日的阳光下，想象着开学以后的可怕结局，恐惧和悲哀长久地笼罩着我们。最终，我们在房顶上达成了共识并立下了誓约：开学后我们谁都不去报到上学，那怕挨打也坚决不去。
我们的这种恐惧实际上是源自上学期学校对一个同学的偷窃行为的严厉惩罚。那个同学名叫黄飞，来自兵团农场，我们后来知道他是一个孤儿。记得刚进一中时还是冬天，他瘦小的个子穿着一件军棉袄，前襟上斑斑点点的污渍已经油滑光亮，戴着一顶从来都耷拉着两扇护耳的旧军帽，拖着一双比自己脚大许多的大头军皮鞋，走起路来踢踢踏踏的。他黄黄的脸上总是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和别人打闹时，爱跑上前去抬脚踢人，结果没有踢着人，大头军皮鞋却甩出去老远。他被场部安排寄养在他父亲生前的战友——一个连长的家里，但后来却偷了连长的手枪拿出去玩并隐瞒了多天。或许他也没有想到，他为此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炎热的下午，学校在中院那两排南北走向的红墙老式建筑之间，召开了一场由全校师生参加的批斗大会。会上，几个学生代表拿着稿子，先后走上西边廊檐下那高高的主席台，义正辞严地开始发言，他们的声音有着底下多次演练后的那种铿锵。而黄飞就低着头站在主席台下全体同学们的前面，瘦小的身子似乎经不住长时间地站立，一直在瑟瑟发抖。当大会结束再次被带回去时，我似乎清晰地感受到，他最后对我们的回头一瞥，是一种混杂着悔恨和对未来不可知的深深的恐惧。
那天从县委大院回来，我和陈晓勤坐在房顶上，在县委和农场、葵花头和手枪之间反反复复做着比较，比较的最后结果就是我俩都明确地意识到，开学后是绝对不能去报到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父母亲后来去一中办什么休学手续了没有，但我们是在担惊受怕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真正开始了将近一年疯玩的休学时光。
多年以后，我向母亲问起当年轻易答应我们不去上学的原因。母亲说，那个年代高中毕业了就要下乡，还不是害怕啊，当时你们年龄太小了。我笑着说，其实前面那届同学毕业后也没挨上下乡，不过幸亏你们答应让休学了，否则我们极有可能就没机会上大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