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离母亲家有一段路，农村阡陌交通，巷弄交错，穿街走巷，只要你去探索，基本没有死胡同，都是可以殊途同归的。
平素的我是个循规蹈矩和恋旧的人，习惯常常在我心中定势，比如，在哪一个单位做什么工作，在哪一家店买东西，穿哪一类风格的衣服，走哪一条熟识的路，基本很少求变。所以，也错过了很多精彩的遇见。
这一日，忽然起了兴致，走了一条平素都没有走过的小径，兜兜转转处，发现了这么一幢老屋，左厢房，右厢房，当中还有公共开放厅堂，跟童年记忆中的那么相像。
记忆如潮般涌来，趟过记忆的河流，尘封的往事如约而至。
这样的公共厅堂，是我们摆酒席捣年糕或者做佛事什么的场所，记得爷爷过世后头七二七三七都在那里进行，我还依稀能记起当日三七圆满火化银屋（纸糊的一排排房间，各种功能室都有，俨然大户人家的配置，人们都希望亡者往生大富大贵）四岁的我有点记忆，现如今还能想起那灰飞烟灭的场景。我小的时候父亲承包了一份盐场，平时有好多海盐叠放着等待收购的买主，父亲的海盐很粗，原生态的，还有着海水的味道，不像如今这般精细。
公共厅堂东边的一楼前厢房里，原住着一对年迈的老人（我们叫他们阿太），带着幼年丧母的比我大两三岁的小外孙女。由于木质结构，除了外头烧菜做饭的安灶间采光稍好外，里面的屋子常年黑漆漆的，偶尔，我也进去过他们的卧室，厚实的带榻的木结构的床坐北朝南，还有衣柜茶几什么的，在暗暗的光线下总觉得有点阴森阴森的。他们的大儿子在民国时期随部队去了台湾，多年杳无音讯。后来的某一年，在男阿太过世之后的某一天，政策开放了，那儿子终于回来探亲了，只是没有成家立业，仍是光棍一条，想必也混得不好。当日母子兄妹相见，近半辈子的天涯相隔，鬓角的白发，满面的风尘，那还有当年的样子，唏嘘，泣涕！后来小外孙女出嫁，老人过世，大儿子也不再回来，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也不再来过，无人打理，这老屋越发阴森。
我们家就住在公共厅堂西边的厢房。爷爷生病的时候睡在楼下，爷爷对我甚好，什么好吃的吃好的都要分一些给我，并没有因为我是女孩子而嫌弃我。印象中，爷爷魁梧的样子，穿着军大衣，总觉得爷爷好像还应该留着胡子，三周岁的孩子，主观的记忆可能还有些许想象。我们住在前半间，后半间住着小叔公一家，后来下面六十间造好，他们家分了两间，搬下去之后，楼上楼下便租了人。租在我们后面的是一个俊俏的寡妇阿婆，俩女儿，时常会过来看望。在公共厅堂后面有一张木质的楼梯，很老很老了，重量级的人物踩上去肯定会颤抖吱呀，比如西边楼上的大妈，我常常为它担心能不能承受如此重量？
最东首的厢房里住的是阿佐公一家。阿佐公人很矮，脾气非常暴躁，爱骂人，满口粗话。他平素除了种田，还去拾捡一些牛粪羊粪的做肥料或者售卖。阿公的儿子年轻的时候挺争气的，书念得挺高，还在当时乡里唯一的影剧院放电影，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生了一对可爱的儿子，颇为风光。可惜后来影剧院解散，出去做生意经营不善，离了婚，境况日下。阿佐公老了又患上老年痴呆，糊糊涂涂到离开人世。如今，阿佐婆尚在人世（12年春那场大火烧了那一幢老屋，所幸没有人员伤亡。）阿佐婆没有住处，儿子在原废墟上盖了间平房，边上杂草丛生，也甚是心酸。母亲觉得老人孤单，时常会带小丫头去串门，有时也给带点吃的用的。
最西首的厢房是二叔公家的，后来改建成两间二层楼挨在我们家边上。二叔公家算是文化人较多的。大堂婶教书的，堂姑也教书的，在我有记忆的时候便是。二堂叔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我们便买了红纸排队送给二堂叔写。后来我念了师范，学了毛笔字，二堂叔便让我写，终究不如二堂叔的好。那时家里没什么消遣的，我们一群小孩儿童年的时候经常聚在两位叔叔家看电视。尤其是漫长的暑假，我们每个白天都那么殷切地盼望黑夜的降临，可恨那时没有网络，电视连续剧每天只播放两集，于是我们时常在白天对剧情做各种想象。如今想来当日电视对于我们，就像如今孩子对电脑网络的热爱！
我童年的老房子，毁在一场集市的一场大火中，那断壁残垣，曾多年矗立在那里。去年，街道嫌有碍卫生城市的创建，砌了几面墙，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这一切，只留了一道小门，给老人进出。
我童年的记忆，在记忆的深处，在岁月烟尘里，在历史的长河里，或清晰，或模糊。我童年的记忆，那一张张斑斑驳驳的脸，重叠，分开，或亲切，或陌生，或辞世，或健在。我童年的记忆，已永远只是记忆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