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洽 氢弹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秦元勋 数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熊自立 核物理学家

张兴钤 两弹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一部分：黄祖洽

黄祖洽1924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理论物理学家。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0年清华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同年8月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80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核理论、中子理论、反应堆理论、输运理论及非线性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缔造“两弹一星”伟业的诸多科学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祖洽有着较为特殊的一段经历。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核武器研制进入理论设计阶段。当时的黄祖洽，是唯一同时参加原子弹和氢弹两方面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

在2004年黄祖洽80岁寿辰的纪念活动上，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这样评价：黄祖洽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那天，前去给他祝寿的人中不乏德高望重的科学界泰斗，更有曾与他共事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黄祖洽总会被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与“两弹一星”元勋的荣誉失之交臂，是否觉得留有遗憾？

“不是因为可以当功臣，我才去做这件事。它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个人的兴趣。”黄祖洽的回答总是平静如水。

每一次面临事业抉择时，上面这句话，也的确是黄祖洽所遵循的朴素原则。1980年，正处于科研事业巅峰期的他，决定在自己迈向花甲之年的人生旅途中开启全新的事业——走上大学讲台，开始默默无闻的教书生涯。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有人说黄祖洽“一生两辉煌”，并用“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来总结他科学人生的两大阶段。辉煌背后，是他对人生的不懈思考与追求。

倾心物理的“文学少年”

在黄祖洽出版的一本名为《三杂集》的书中，收录了他中学时期所写的“少年作文十篇”。这些作文均来自60多年前的两本作文簿，由黄祖洽的母亲留存、珍藏下来，直到母亲辞世前才最终转交给他。

《月明之夜》、《爱国贵于自爱说》、《论建设心理国防之重要性》……单从篇名来看，当年那个心系天下的少年黄祖洽便已跃然纸上。

作文簿上，一篇题为《读庚信小园赋书后》的文章后，语文老师写下这样的评语：“骈散一炉，文情俱胜。使季绳而专研文学，不难出人头地也。勉之望之！”

“季绳”是黄祖洽的字，老师建议他专攻文学，并寄予极高期望。然而，初露文笔锋芒的黄祖洽其实对理科更感兴趣，特别是物理。

1943年高中毕业时，黄祖洽听说西南联大物理系云集了当年最好的教授，便决心前往内地投考。他未曾料到，原本并不算遥远的一段投考之路，却因战乱充满了艰辛坎坷，直到一年后他才如愿走进理想的大学。

在西南联大的4年生活，用黄祖洽自己的话说，就是“游进了知识的海洋”。期间，有数学老师曾建议他转入数学系，但他还是坚持最初的选择——物理系。

“学了物理，能够解释许多原来说不清楚的事情。”黄祖洽说，他为物理学的精确性着迷。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黄祖洽随复校的清华大学北上，继续选入物理系，1948年毕业时恰逢解放前夕。他回忆，当时北平的政府机构和有钱人纷纷南迁，市场萧条，就业困难。

“我不愿放弃物理，又没能在北平的学校或研究机构找到合适的工作，唯一的选择是考研究生。”在老师王竹溪的建议下，黄祖洽最终报考了刚刚留学回国任教于清华的钱三强的研究生。

进入清华研究院，黄祖洽先是跟随钱三强研制核乳胶，一年后又改跟彭桓武研习理论物理。彭桓武比黄祖洽大9岁，做黄祖洽的导师时刚刚34岁，已是国际物理学界的知名学者。此后，两人一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特殊情谊。

1950年硕士毕业，黄祖洽离开清华园，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室工作。

“半导体”书写传奇

走进近代物理所没几天，黄祖洽就经历了他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次事故——遭遇严重车祸。有半个多月时间，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以至有人说：“黄祖洽从此做不了理论工作了。”

“我并没有就此趴下。”黄祖洽回忆道，尽管车祸对他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但他当时非常性急，疗养半年后就重新投入研究工作中。

头上缠着纱布条，行动迟缓，步态蹒跚，不少人叫他“黄老”。黄祖洽觉得奇怪，明明自己还年轻，怎么一下子就被称作“黄老”了。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写道：“我从12岁开始离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心理上总觉得自己还是12岁，没有意识到在不断长大。考虑问题也老是保持12岁的少年心态。”

随着身体慢慢恢复，黄祖洽承担起越来越多的任务，开始与同事们一起调研核理论。忙碌的工作中，他说自己早已没有功夫去纠结年龄的问题。

1953年初，按照钱三强的部署，黄祖洽开始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两年后，彭桓武调至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时隔5年，二人从师徒变为战友，并肩成为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也正是在两人开始共事的1955年，苏联答应向中国援助“一堆一器”，即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于是，黄祖洽被分配到反应堆组，跟随钱三强、彭桓武等前往苏联接受援助项目培训。

“在莫斯科，我们住在十月宾馆，当时我正好和彭桓武住在一个房间。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研究所学习反应堆理论。除了苏联研究人员开办讲座以外，我们还一同研读资料，并且对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黄祖洽回忆，正是在这种频繁的研讨中，他们发现了对方的设计方案存在着巨大失误。

“苏联专家介绍，该反应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达到临界大小，而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是56根，中间相差百分之十以上。”黄祖洽深知，反应堆如果超临界，将会引发事故，不可怠慢。

向领导汇报、与苏联专家沟通、双方反复测算，黄祖洽计算出的反应堆临界值，最终在临界实验中得到了证实。中得到了证实。

回国后，彭桓武与黄祖洽合作，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举办为期一年的反应堆理论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反应堆理论研究人员。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加速核武器研制，原子能所按领导指示成立了“轻核理论小组”，由黄祖洽带领十几个年轻人进行氢弹预研工作。不久之后，为了加强原子弹和氢弹预研工作的联系，黄祖洽又被要求用一半时间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职，一方面参与设计原子弹研制所需的“状态方程”，一方面仍继续参加氢弹预研。

由此，黄祖洽得了一个“半导体”的绰号——按保密要求，他在原子能所的工作情况可以提供给核武器研究所，以促进他们的工作；但核武器所关于原子弹的研制，却绝不能向外界有丁点透露。

与许多人一样，黄祖洽在那个极度困难的年代里废寝忘食，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两弹研制，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奇迹。时隔两年零八个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的最快纪录。这一辉煌成就，无疑凝结着黄祖洽和他的同事们日夜为之奋斗的血汗。

后来，每当有人称黄祖洽是两弹功臣，他就淡淡回应道：“搞原子能、搞核武器都跟机遇有关，那是时代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作为学理论物理的人，理所当然要参与进去。”

“杏坛二三子”

回忆自己与原子能打交道的30年时光，黄祖洽特别提到，“两弹传奇”是在他们遭受大字报围攻和群众组织批判的情况下坚持研究而创造的。

1969年，在领导完成一种新型号氢弹的设计后，黄祖洽被送到河南上蔡县的“五七干校”进行“学习改造”。在那里，他播种、收割、养猪、种菜，还干过建筑小工。而就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工作。

“虽然尽力完成了应当完成的任务，但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却做得不够。”黄祖洽意识到，“文革”也将造成严重的“人才断层”问题。

1980年，就在黄祖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不久，他出人意料地接过教鞭，受聘出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那一年他56岁。

为何选择教书育人作为自己最终的事业？

“希望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使得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有所弥补。”黄祖洽的选择，是对“五七干校”期间自我反思的回应。

从事教育工作后，黄祖洽最为深刻的体会是要“教学相长”，他觉得“只有学得好了，才能教得好”。80岁寿辰纪念活动上，黄祖洽向前来祝寿的嘉宾致答谢词，仍是谦虚地说：“这么多年来，我始终保持着一名学生的心态。”

在《抒怀》一诗中，黄祖洽写下“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两句。看到青年才俊的出现，他总是满腔喜悦、心情舒畅，并把它看作从教的最大成就。而“雏燕离巢去，良才异国挪”，则是他痛惜人才流失的写照。

自1999年起，黄祖洽开始为一年级本科生讲授选修课“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从微观、宏观、宇观多个层面介绍现代物理学的前沿发展，希望让同学们从接触物理学一开始，就生发出浓厚的兴趣。

兴趣，让黄祖洽在动荡的求学时代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投身科学和教育事业，他又时时不忘国家和时代的需要。一步步走来，对于这位文学功底深厚的物理学家，我们很容易想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他一生的追求。

第二部分：秦元勋

两弹一星元勋23人名单，个个实至名归，但是因为总共只有23个人，总有一些贡献非常大，却未能列入名册的科学家，还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只是普通的螺丝钉，注定不可能列入名册，他们依然值得我们纪念。今天，我们谈谈数学家秦元勋。

和大多数集中于科学研究，然后在工作生活中逐步转向共产党的科学家不同，秦元勋是共产党自己的人，出自二野。他在哈佛毕业后回国，那时他的事业已有小成；然后加入二野，再去香港工作；在香港期间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选择回国，之后在数学研究上面事业初成；1960年转向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为中国核武器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70年代之后再次回到基础科研，一路开花结果。秦元勋曾先后供职于北师大和中科院数学所，不知道和老萨的父亲还有忙总是否有交集。

秦元勋来自贵州，贵州直到今天，仍然是交通不便比较落后的地区，但是贵州的教育一直相当不错。清朝末年一共出了两文一武三个状元，相对照贵州的人口，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除了这些，化学学生必读的邢大本作者邢其毅也是来自贵州，而且邢先生的父亲20多岁因科举成绩出色就进了翰林院；还有大家一直在膜拜（包括俺）的忙总也来自贵州。另外，贵州大学在解放后经过一次拆分，拆分之后的贵州大学开花散叶，建了几座大学，否则不会因为调过去的那个浙大的书记的言论，才会突然让别人想起来，贵州还有个贵州大学。

贵州之所以到清末才考出状元，一个古怪的原因是贵州直到1535年才被允许开乡试，也就是在此之前，贵州人想考乡试，要么去武昌，要么去昆明。路途之艰难，哪天自己汽车走一次就知道了。更何况那以前靠腿走山路了。因为要去外面考试，给多少名额只能人家说了算，有时候只有五六个名额。

对贵州的秀才们来说，去云南的可行性更大一些，毕竟湖广地区考试难度更大，但是云南和贵州交通之不便利，人所共知。有一个从贵州考出来的士子，曾经写过自己的考试道路：“镇远府镇远驿……十里至清平县清平驿。近，谨防蛮子。……皆蛇。倒退坡。三十里至关索岭。第五站，有哑泉，不可误饮，惟马跑泉水甘。……七里保甸铺。有毒泉，不可误饮。……”

贵州秀才们走到考场最近的路途大约是两千里，远一点的三四千里；万一考不上，原路返回，路程翻倍；万一考上了，再上北京，路途翻好几倍。考个进士要先来场两万五千里长征，没个好体格，真不行。一直到从明朝中期贵州考出去的田秋多次上书，才获准在贵州开乡试。田秋闻之大喜，自掏腰包付了考生们试卷费。老贵阳中心最大的一片地，是过去的贡院，而非各种府邸。可见贵州人对得来不易的科举之路是何等看重。同时期的贵州自然环境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请参考《明朝那些事儿》王阳明部分。

明清两代统计，贵州人在科举场上取得了‘七百进士’、‘三状元一探花’的成绩，奏请开设“京师大学堂”的李端棻，斩安德海的丁宝桢都是进士成绩不错的庶吉士。

有这样的传统，我们才好介绍一下同样出自贵州的秦元勋。秦元勋出身家庭一般，但是父亲很重视教育，给他和哥哥姐姐们上的学校都是相当好的。

秦元勋在贵州的同一所小学读了两次，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中间转学去武汉一次。这所小学叫达德小学，是黄齐生、王若飞翁婿二人开办的，大概是这个原因，秦元勋的性格自幼就有个性。

秦元勋上学很早，转学去武汉的时候才5岁，转入的学校叫圣保罗小学。1928年秋天进校第一天，老师宣布一广许多规章制度以及对优秀学生的奖励办法其中有一条:“学年结束，凡考试获得第一名者，获大洋娃娃一个。”这个鼓励是很大的，因为秦元勋想要洋娃娃，但是家庭拮据买不起。到了学年结束，考了第一，结果奖品改成了一本圣经。但是这玩意对6岁孩子的吸引力是在是太差了，再加上王若飞的早期教育，那自然是对这玩意口出不逊，老师只好给他换了个洋娃娃。

秦元勋中学从贵州考入的是上海中学，这学校在今天的上海也是相当牛的，当时好像叫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但是基本也是这个意思。之后是抗战爆发，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回到贵州的秦元勋高二毕业考入浙大，师从苏步青。在浙大四年因成绩优异受到了竺可桢的喜爱。更难得的是，秦元勋多才多艺，能歌善舞，而且秦元勋的体格好这一点，甚至被竺可桢记入了日子，和历史上的那些贵州出身的士子们颇有暗合。

秦元勋于1944年底到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学习。他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惊人的毅力，分秒必争，用他自己的话说：“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上了。”只五个学期就取得了硕士（M.A.1946）和博士（Ph.D.1947）学位。按当时校方的规定，上课至少四个学期，还要考两门外语（中、英文不算），写两篇论文，还要考Final。这种速度实在惊人，在哈佛校史上也是创纪录的。在哈佛期间他主攻主科数学（侧重拓扑学），副科物理（侧重理论物理），还利用暑假进修其它科目。1945年夏，在哥伦比亚大学学过经济；1946年夏在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过管理课程。学习期间他广泛接触第一流学者，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有名的数学家伯克霍夫(G.Birkhoff）手下当过助教。所有这些，为秦后来无论是从事科研组织工作，还是搞科研，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是24岁，比邓稼先还早两年。

但是秦元勋的老板比他还牛，伯克霍夫本科毕业就是副教授，一辈子没去拿博士学位。

当年，美国政府要求曾参与过要害部门工作的留美中国学生，宣誓、签字划押作出下述保证：若美国与另一国（包括中国）交战时，要效忠于美国。对此，秦断然拒绝，毅然决定回国。

尚不知在美国期间秦元勋曾经参与过什么方面的工作，但是他显然当时已经对原子弹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因为他回到贵阳之后的第一个报告就是《相对论与原子弹》，而非专业的数学方向。

另一件事就是和夫人冯敏女士结婚，日期选在了非常热门的七夕这天。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四十年，直到1987年夫人去世，第二年秦元勋去美国女儿处颐养天年，直到2008年去世。婚后不久，秦去香港参加解放斗争。与曹日昌一道筹建香港九龙科学工作者协会，任业务部副部长，部长就是前面提到的曾昭抡。

1949年秦元勋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去美国为共产党做生意或者回解放区，秦元勋选择了回解放区。第二个选择是回来之后留在北京当教授还是去大西南干行政工作，秦元勋选择了去大西南。当时教授还是按照民国的制度拿高薪，去大西南就是供给制了，每月两元。

在大西南秦元勋干得一件事就是开花散叶，贵州大学本来理工科不能算弱，但是为了繁荣发展，很多都被拆出去了。工学院被拆到了重庆和云南，云南那部分建了云南理工大学，教授们被拆到了多所大学，中科院的成都分院，本来是贵州分院的。结果拆了小家为大家，秦元勋老年之后一直觉得对不起故乡。

一直到1953年秦元勋才回到北京，从事数学研究。秦元勋能够安下心来搞数学研究要感谢华罗庚。本来上面要他在院部工作，但是秦元勋当够了万金油干部，想做科研，上面不太满意，于是华罗庚便出面把他要到了数学所。这个不太满意的人，可能是钱三强，也可能是某院长或书记。

50年代，秦元勋是当时最年青有为的专家之一。他继承和发扬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Poincaré)于1881、1882、1885、1886年发表的四篇论文所开创的研究工作，即由微分方程直接作出它所定义的积分曲线，编著《微分方程所定义的积分曲线》一书(1959年)。开展了关于极限环的研究，共发表论文和著作16篇(本)(1954—1960年)。其中区域分析理论可大致确定极限环的位置；1955年第一次给出(E2)有一个极限环的具体类型，是二次系统已知的唯一有表达式的情况。他和他的研究生蒲富全(后为清华大学教授)对二次系统提供了在奇点附近构造出具有三个极限环的具体例子的办法；指导研究生董金柱(后为科大研究生院教授)解决了二次系统极限环的相对位置分布。这些重要成果均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和引用。秦元勋带领王联、王慕秋(现均为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刘永清(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蔡燧林(现为浙江大学教授)等开展运动稳定性方面关于具有时滞的系统以及大系统分解为子系统的研究，是大系统稳定性分解理论的开创者。解决了钱学森提出的燃烧的不稳定性的时滞控制参数的界限。这结果曾作为中国向1960年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自动化会议所提交的四篇论文之一，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这些成果总结在国内出版的《运动稳定性的一般问题讲义》(1958年)和《带有时滞的动力系统的运动稳定性》(1963年)两书中.{别问我，这些字我都认识，但内容就是不懂。}

1960年秦元勋转向核武器研究，任邓稼先的副手。任务分工是，负责抓核武器设计中的威力计算方面的工作。

以下内容摘自桃源客：

秦元勋在中国核武器研制中所扮演的角色，类似美国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他也确实被很多同事称为“中国的诺伊曼”。

核武攻关，秦元勋具体学科分工是负责数学、计算和计算机方面的组织管理；任务分工负责核武器设计的威力计算。在攻克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过程中，他提出非定态中子输运方程的“人为次临界法”；用拓扑学方法论证球形合成的块数；提出原子弹威力计算的粗估公式等。这些理论成果经受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实践检验。他对上述成果及时加以总结提炼，写成百万字的《核装置分析》一书，内部油印发行，同时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核威力计算队伍。

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秦元勋深知计算机的重要性。当时使用了中科院计算所刚研制的104机，他及时向计算所提出研制109丙机、向上海华东计算所提出研制J-501机的任务，使这两台计算机及时支持了氢弹计划。在氢弹研制过程中，秦提出了“天然差分”概念，解决邻域选取问题，有助于克服二维流体力学计算中遇到的困难；对加强型装置作出粗估公式；对氢弹威力计算的误差作出整体估计等。

在首颗原子弹爆炸前夕，由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三人签字的备忘录直送中央专委，“保证成功概率超过99.99％”；第一颗氢弹试验现场，秦元勋代表理论部在一张保证理论设计正确的保证书上签字。秦元勋后来曾跟他的学生提到关于原子弹威力计算的问题：如果原子弹释放的能量不够大，恐怕美苏测不到（特别是美国）；但如果过大，则有许多技术的限制，会给整个工程带来很多困难。爆炸之日，一声巨响过后，秦公和他的同事们都欢呼起来，――只是秦公还不能尽兴，他还要等空军飞行员带回取样结果；等美苏发表关于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报导，最后确认。

《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荣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一分量极重的项目共列有9名获奖者，其排名顺序为：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周毓麟、黄祖洽、秦元勋、江泽培、何桂莲。

彭桓武和秦元勋相知多年，对其工作有着客观和深入的了解，也深为秦公为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却未得到应有奖励而深感不平。

如果说中国了解氢弹核心秘密的人不是很多的话，秦元勋毫无疑义就是这不多的人之一。再说了，就算有人说九院理论部副部长不懂氢弹构型，你信吗？

秦元勋1968年离开核武器研究，1988年去美国，按照脱密年限也够了。没有什么理由要人家继续留在国内孤零零呆着。

第一颗氢弹爆炸之后不久秦元勋就受到冲击，1969年去河南上蔡五七干校，一呆就是三年。直到1972年，美籍华人科学家集体访华，提到了要见秦元勋，这才把他解救回北京。1971年的杨振宁是第一个访华的美籍华人科学家。

1972年之后开国内“计算物理学”山门，1980年开展经济方面的数学研究。

秦元勋非常重视科普，认为如果读者看不懂，问题在于作者；作者如果真正懂了，应当用自己的语言使读者懂，这才表明作者真正懂了

他对门下所有的研究生都讲过一句话，让许多人终身难忘：“我不要求你们入党，但要求你们爱国！”

第三部分：熊自立

熊自立，1941年1月生于长沙市。1947年至1953年在长沙市南区文庙坪小学读书。1953年9月至1959年7月在长沙市长郡中学读书。1958年12月参加长沙市马拉松赛跑运动会，获得国家体委授予的“田径三级运动员”证书。1959年9月至1965年7月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工作。1965年9月到青海高原，在青海农村搞了一年“四清’运动。然后来到国营221厂（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1893年退役），从事核武器的研制，搞应用力学方面的工作。曾经参与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光学测试原子冲击波的工作。l970年11月来到河南上蔡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了两年。1972年10月到四川的深山老林，在国防三线搞科研、编写程序，在电子计算机上计算科研课题；计算过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的扳机模型，为国家核试验的模型设计核对了参数；写了3篇《科研总结报告》。1981年7月核工业部九院授予他助理研究员的职称。1985年1月调到衡阳工学院（1993年6月改名为中南工学院），先在计算机系当讲师，讲课4年多，编写了讲义《计算方法》等；后在学报编辑部工作，担任学报责任编辑和《科技》副主编。在院内、外学报上发表了3篇论文，在院内《科技》上发表文章和翻译文章多篇。1992年10月核工业总公司批准他晋升为副研究员。1995年他的传略被收入《北大人》第3卷。1995年6月荣获湖南省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优秀编辑。1995年7月《中南工学院学报》荣获国家教委科技司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优秀学报三等奖。1997年9月他荣获中南工学院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第四部分：张兴钤

“文革”冲击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正当张兴钤全身心地思虑着实验部的工作，和草原上的人们一起以忘我的工作热情埋头苦干，圆中国铸造核盾牌之梦时，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周总理密切关注着这场政治运动的动向，指示有关部门要确保九院正常的生产和科研秩序，并且为了防止红卫兵大串联的干扰，在九院花园路的职工家属区都安排了北京卫戍区的卫兵值守。

然而，远在青海高原的二二一厂，却已经开始酝酿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动荡。先是成立了一个“草原红色战斗队”的群众组织，很快又成立了一个“革命联合指挥部”与之对立，两派针锋相对，大字报开始铺天盖地地贴了出来，正常的生产秩序开始受到影响。有人喊出了“吴、王庙已在风雨飘摇之中”、“死保吴、王、江，绝没好下场”的口号，矛头直指二二一厂党委书记吴际霖为首的领导班子。

两派意见争执不下，惊动了北京的周总理，周总理指示两派的骨干到北京，由他亲自做说服工作。有参加者对这次接见做了记录：

1967年1月19日晚7：40至20日凌晨3：40，地点：中南海。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接见了二机部革命造反派19名代表，听取了代表们关于二机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www.guayunfan.com)针对二二一厂，李富春说：二二一厂主要靠本厂，总部要派人去。先把在京单位的权抓过来，京外单位再一个个地去夺，看那个单位强，就去点火去造反。京内外确有国家核心秘密，选出可靠的人来掌握核心秘密。领导干部的性质由群众去定，允许他们在造反派监督下将功补过，将功赎罪，只要不顽固不化，看错误程度不同，轻的将功补过，严重的将功赎罪，个别的可撤换。中层干部可允许他们造反，可让他们参加到造反派里来，揭发党委的错误，以利于二机部革命化。可以限期半年，在造反派监督下，听取群众的批评，作好检查，抓好业务，那么将功补过也好、将功赎罪也好，看其改正得好不好，半年以后再作结论。

11点1刻，总理托人叫李富春副总理去参加另一次接见，并告诉我们，周总理就要来接见我们。一点整，李富春副总理陪同周总理进入会场，代表们起立，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坐下后逐一点代表的名，问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家住在什么地方。然后，问了一些运动情况，指示还要坚持生产……

3点40分，座谈结束。代表们依依不舍，目送周总理离开会场。

然而总理的说服工作没能阻止“文化大革命”对二二一厂的冲击和影响。从1966年军管干部开始进驻到“文革”结束，二二一厂前后换过5任军管干部，由于不懂生产，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使然，5任军管干部的管理对二二一厂的科研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扰和破坏，对厂里的职工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从第二任军管开始，运动的动作幅度就加大了，以“大风大浪游泳”的号召为指针，逼迫着干部们要“人人亮相，支持一派”。张兴钤在这场“选队站边”的运动中有些不知所措，就与苏耀光、刘宗山、刘健民等同事商量，大家都认为，两派都是基本群众，不能轻易地站到哪一队里去，于是对反复来拉拢他们的两个造反派的人都虚以委蛇，结果一次次的推托让两大造反派组织都恼怒了。张兴钤、龙文光、苏耀光、白东齐等几名技术干部因是单身，平时住在办公楼里，由于他们拒绝选队站边，就被造反派们逐出了办公楼。运动中的两派各有自己的食堂，可他们哪一派都不参加，两派的食堂就都不允许他们去就餐，而此时的机关食堂也不开伙了，这才真是居无定所、食无余粮了。在自己的单位里“流浪”了一段时间，好在此时王老（王淦昌）被送到其他地方保护起来，张兴钤他们几个人就搬到王老走后空出来的一间宿舍暂住，好歹算是暂时有了居住的地方，吃饭的问题只好靠四处“打游击”来解决，有时候到一分厂的食堂去买些馒头咸菜，有时候自己拾捡些柴火做点饭来对付。然而让张兴钤焦虑的不是这些，而是如何能够完成氢弹研制的实验任务。

在“文革”风潮迅速蔓延全国的大背景下，局势变得越来越无法控制，二二一厂甚至出现了激烈的武斗。我国第一颗氢弹是1967年成功爆炸的，“文革”1966年开始，在运动不断的情况下，可以想象组织氢弹研制生产困难程度有多大，而且还很危险。那时大部分技术干部已经“靠边站”，不能参与科研生产了。幸好张兴钤还没有完全脱离工作岗位，因为哪一派都不是，所以这期间自由时间反而多了一点。他经常到生产部的车间去看一线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加工情况，对遇到的技术问题和他们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尽一切努力与各方协调，组织力量配合做好原理实验。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之下，几次氢弹原理实验都取得了成功，而其后1967年进行的真正的氢弹试验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没有在草原上工作过的人是不可能想象到其中的艰辛，整个氢弹研制过程中不断地有各种干扰，然而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却能够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克服运动带来的干扰和破坏，有时甚至要在两派武斗的间隙中组织生产，克服科研、生活条件上的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研制任务。宋家树访谈，2012年11月28日，北京。资料现存于馆藏基地。

忆及那段凄风苦雨、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日子，原三分厂副厂长孙维昌说：“当时三分厂发生了技术事故，炸死了3个人，被定为三大反革命事故之一，我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批斗成了家常便饭的事，关在牛棚里反省，实际上就是临时的监狱。每天给你扔2个青稞面的窝头，捡起来夹在胳肢窝里（腋下），暖和一层，拿出来啃一层，啃完了再夹进去，过一会再拿出来啃。一听说要戴镣铐了，赶快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不然戴上镣铐，衣服就穿不上了。你们知道，那里是高原，早晚温差大，凉呀！按照惯例，戴上镣铐是重刑犯，是要枪毙的。不堪回首啊。”

张兴钤看到这一切，内心如焚，却不敢表示出任何想法。他出身“地主”家庭，不是“根正苗红”，另外还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在国民党的工厂里工作过，最要命的是1937年在上海高中参加集中军训时，曾加入当时的“进步组织”而后来却被定性为反动组织“复兴社”的经历，尽管只是被动地报了名，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但这个经历无疑会对造反派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是把他“揪出来”的有力证据。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担忧，但繁重的生产任务压得他没有更多精力顾及其他，某型号产品任务研制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已经进入完全没有节假日的状态，甚至连上下班的概念也没有。一天24小时连轴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一线的科技人员吃饭也没有保证，睡觉时间很短，床铺就在办公楼内，困了就眯一会，醒了再继续干。最紧张的时候，甚至一连几个晚上挑灯夜战。这是张兴钤熟悉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只有在一线，在紧张的工作中，他才能暂时地忘记政治高压带来的烦恼。因为军代表们在政治上并不信任科技人员，规定设计图纸必须经军代表审查签字后才能送生产车间加工；外出联系工作必须找军代表开具“通行证”，“三人以上同行”，其中还必须有一个刚从部队转业的军工“陪同”。当时，大家也曾因为政治的需要，喊出过一句响亮的口号，叫做“每一个数据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但内心却不免嘀咕：“千万别出错”，万一被扣上“有意破坏”，结果就是打成现行反革命。

1969年，根据中央的战略调整，二二一厂准备向三线地区转移，虽然还有一些单位在组织生产，但很多工作都已经停顿。就在这时，二二一厂先后发生了3起事故，一个是二生产部发生了一起炸药爆炸事故。爆炸事故中的这种新型炸药，灵敏度很高，二生产部也是刚开始使用，要把炸药加工成规定的尺寸，结果在加工过程中发生了爆炸，当时炸死了3名加工的工人。第二个是从电厂到一厂区有很多埋在地沟里的电缆，其中的一条，因短路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厂区大面积停电。第三个是实验部七厂区在调整搬迁过程中的所谓“失泄密案件”。由于在“文革”期间，厂里的武斗、政治运动比较多，搬迁工作安排得较乱，厂里的一部分机密资料已先行运到三线，可是在原厂的一些人并不知道资料已运走，就把此事当成重大失泄密事件上报。这三件事被直接报告给了周总理，总理指示国防科委派人去清查此事，当时国防科委派了两位姓赵的军队干部（被称为“二赵”）到二二一厂来查清楚。然而“二赵”进驻二二一厂以后，并没有深入细致地去追查这3起事件发生的原因，而是认为二二一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得不够彻底、斗争不够激烈。他们既没有深入调查，也没有寻找当事人进行询问，就直接把这3起事件定性为敌人有计划的、蓄谋已久的破坏，这就是二二一厂史中有名的“三大案件”。继而他们在整个二二一厂开展了一场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侦破三大案件”运动。

所谓的“清队破案”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极左的思潮，起到的是打击老干部、打击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二二一厂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科研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二赵”利用两个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致使运动不断升级，还不断扩大被审查打击的对象，先后枪毙了5人，抓、关了所谓的“反革命特务集团”50多人，批斗了3800多人，老一代的厂领导几乎无人幸免。厂里每天都在搞运动、搞揭发、搞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层摞一层，就这样，“二赵”还是不满意，他们说，二二一厂是重灾区，反革命、特务太多，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就又布置了“追组织、抓后台、抓反革命集团”的政治任务，私设监狱40余处，自制手铐200多副，大搞刑讯逼供，一时间二二一厂的职工人人自危，空气紧张到凝固的状态。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第二生产部的主任、我国著名的炸药专家钱晋也被刑讯逼供，要他自己承认是特务，但钱晋却始终拒绝承认，最终被折磨至死。李英杰访谈，2013年3月25日，四川绵阳。资料现存于馆藏基地。

在这样的气氛下，张兴钤当然还是难逃一劫。1969年6月份，苏耀光、张兴钤、蒋国强、刘述昆等一大批技术干部相继被宣布停止接触机密，接受隔离审查。像张兴钤这样有着国外留学经历，且出身不好的技术干部更是重点审查对象。停止接触机密，就是所有的科研生产工作都不能接触了，于是从1969年6月份开始，张兴钤就再也不能参加二二一厂的各项实验工作和理论研究了。

同年10月，张兴钤等人被送到厂里办的学习班，目的是转变思想。十几个人的学习班，在当时的运动背景下，人人心里都敲着小鼓，忐忑不安。也的确有人挖空心思地想列出几个人作为特务或走资派的审查对象，扩大运动“战果”，但一直未能如愿。张兴钤虽然暂时未受到冲击，但心情已很压抑，作为全厂仅有的几个三级教授之一，在“极左”的有色眼镜下，很轻易地就会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虽然心情很压抑，好在张兴钤生性豁达，学习班里有很多年轻人，他和这些年轻人相处还是十分融洽的。当时学习班的副班长鲁谋仲这样回忆那段苦中作乐的日子：

我记得当时张总的月薪300多块钱，而我们的月薪一般只有100多块钱，由于张总性格豁达，我们总喜欢让他请客，有时候干脆把手伸进他衣服口袋里掏零食。有一天，张总买了十几个苹果，走进房里摆到桌面上，自己拿起一个以后说“来，一人一个。”大家一哄而上，三下五除二，最后桌面上孤零零的剩下一个，大家面面相觑，就班长一个人收敛着嘴巴。我瞟他一眼，心想，他是在用实际行动和反动学术权威划清界线吧？直到学习班散摊时，那个沾满灰尘，早已干瘪的苹果，依然放在班长面前，多么坚定的“阶级立场”呀！当时是按历史划框框，美国回来的叫美国特务，还有苏联特务、英国特务、香港特务，抓得越多越好向上请功。运动一开始，就冒出了所谓三大案件，均定性为阶级敌人搞破坏，一下子冒出来好多刑事案件，真假混淆，使我们对自己的眼光也有些怀疑了，说句心里话，有时面对从美国回来的张总，我心里也产生过动摇，万一他真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特务怎么办？正是凭着平时所积累的对张总人品的认识支撑着我对他的信赖。鲁谋仲.在学习班的日子［C］.张兴钤院士八十华诞文集，2001.

到1970年，运动快要收尾了，因为造反派觉得该抓的已经抓起来了，虽然还有一批人没有够抓的条件，但是觉得这些人有问题，不能够留在九院工作，要处理掉。于是决定除了先前在厂里和西宁多巴办的学习班外，又在河南的上蔡县搞一个劳动学校“五七干校”。

1970年年底，二二一厂“清队运动”清理出来的、被认为不适合继续留在保密单位工作的800多人（包括小部分家属）在寒风中坐上了全封闭式货运列车，由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军人押送着，向河南出发了，张兴钤也在其中。全封闭式货运列车俗称“闷罐车”，车上没有厕所，停靠站点和时间也不确定，800多人就这样和着行李、铺盖、日常用品挤在一节一节的车厢里。吃饭、上厕所都是大问题。但生活上的不便和困难对张兴钤来说都是可以忍受的，思想上的苦闷却是挥之不去的，更不知道要去的“五七干校”等待着他的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11月9日，列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河南省驻马店专区上蔡县。上蔡县历史悠久，是古蔡国的所在地，也出过秦相李斯、汉相翟方进这样的历史名人，然而，初到上蔡的张兴钤根本顾不上观赏风光、寻古溯源了。“五七干校”是临时动议成立的，除了地方政府划出的一片空地以外，连最基本的居住条件都不具备，一部分人被安顿到附近的老乡家，一部分人就挤住在仅有的几间草房里。因此这800多人一到河南，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自己动手盖房子了。农场实行军队建制，张兴钤被分到了六连的拌泥组。11月的河南已经入冬了，气温很低。张兴钤和刘述昆等二十几个人一起住在马棚里，白天参加拌泥组的劳动，晚上参加学习会、批斗会，还要看守马棚里的马匹和白天要用的各种劳动工具。

搅拌泥浆制作土坯是盖房子的各道工序里面比较重要、劳动强度也比较大的一环。因为河南的冬天比较冷，所以他们要盖一种夹心饼式的房子，墙体的中间用红砖，两边还要夹上自制的土坯。张兴钤每天大清早就要去参加制作土坯，第一道工序就是和泥，先把黄泥、切成小段的麦秸加上水搅拌在一起，没有什么劳动工具，就是靠脚踩和钉耙翻，这样不断反复地踩反复搅拌，直到把黄泥和麦秸拌匀，不干不湿，然后再装到模子里面制作成型，最后脱出大小统一的土坯。为了防止土坯干后碎裂，张兴钤像以往做科研一样，将黄泥、麦秸和水的配比反复比对，最后得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比例。搅拌土坯原料并不是他工作的全部。800人的住宿需求使得建房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每天会有一车车的红砖运到，张兴钤还要与其他人一起卸砖并搬运到建房的场地去，几十块砖一趟，一天也记不清要运多少趟。军管干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盯着张兴钤，其实连里的工作还有像辅助小工、砌墙等相对轻松一点的活，军管干部却安排在连里年岁较大的张兴钤去拌泥组制作土坯。土坯制作好了，还要送到工地上，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拌泥、搬砖、切草料、喂马、学习会、批斗会。1970年的冬天，张兴钤就是这样度过的。书是不能看了，政治的高压使人们不敢深入交谈，两三个人在一起聊天也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在“搞串联”，但这里毕竟不是在高原上了，氛围没有在二二一厂时那么凝重，张兴钤和一起看马棚的刘述昆多少有了一些自由交谈的时间，有时为了对抗河南冬天寒冷的气温，他们就买点白酒晚上来喝。对于现状不敢表现出不满，对于未来更不知何去何从。河南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是兵家必争战乱不断的地方，上古时代曾经茂密的森林，早就在数千年的农耕开垦和战火纷飞中消失，张兴钤此时的理想竟然是有一天能够去种树、看森林，到人生暮年时能植出一片林子也就不枉此生了。刘述昆访谈，2013年9月10日，北京。资料现存于馆藏基地。

1971年9月，随着林彪的“折戟沉沙”，全国的政治气氛已经略有松动了，当时这一消息并没有及时传达到九院设在河南上蔡的劳动学校，但是学员们分明已经感受到管制不那么严了，学习会不那么多了。到了1972年4月份，林彪事件终于传达到干校，一时间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军管干部也走了，干校处于一种无人管理的状态。张兴钤看到一些同事回家去了，便也收拾一下回了北京。从1963年到1972年，张兴钤对这个聚少离多的家庭有太多的牵挂和歉疚，他心里想着不知道这一次是否可以多住些日子?不知道下一步组织上会不会重新信任自己，恢复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