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内容都是乱七八糟的，所以干脆整合起来做集合。名字起的啊哈哈，真的勇士，又怎么会忌惮德棍这种称呼嘛（我很无辜的）。由于没有找到合适资料来源，也暂时没有计划，所以内容什么的也不分模块、也没有期刊的期限吧，作为一个过渡。种子习惯也会有很多，这里主要放长文。

普鲁士，消失的名字

我沿着普列戈利亚河，

走过柯尼斯堡的街，

如今她叫加里宁格勒。

我穿过丰饶的上的西里西亚，

梅梅尔的海风拂过面颊，

如今她叫克莱佩达。

普鲁士，普鲁士，

消失的名字。

德意志，德意志，

逝去的荣光。

我赤裸着身体来到世上，

死去时要穿上戎装。

里宾特洛甫 在纽伦堡法庭的最后陈述

众所周知，进行这次审判的目的原是发现历史真相。然而现在，从德国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我只能说，这次审判将载入史册，成为如何回避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二十五年的核心问题——同时彰显某种未知的法律和正义——的典范。如果战争的根源在于——而且确实在于《凡尔赛和约》，进行这次审判的目的难道不是阻止人们讨论它吗？早在和约签订之初，即便是其制订者中聪明的人也将其视作未来纷争的根源，而智者则已经料到它的错误将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为了消除这种邪恶，我耗费了二十多年的心血，结果却是今天，知情的外国政治家在他们的宣誓书中写到他们不相信我。他们本应该这样写：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他们不打算相信我。

现在，我要为执行另一个人制定的政策负责。但是我知道，它从未与统治世界的计划有过丝毫瓜葛，而是致力于消除凡尔赛和约的可怕后果，使德国人民脱离苦海。如果我否认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为策划侵略战争而制定的，我并不是在为自己寻找借口。事实可以证明其真实性：我们的力量在战争爆发时微乎其微，却在战争的进程中有所增强。若我们当初真的打算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我们为战争所做的准备会充分得多，我们的结局也不至如此。我们打算做的只是维持自己的生存——不要忘记，英国何尝不曾为了自己的利益使世界的五分之一向她臣服，美国和俄国也曾分别将一整块大陆和全球最大的内陆纳入自己的版图。我们的政策与这些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要求收回我们被无理剥夺的土地，如但泽和但泽走廊，而其他国家则习惯于在思考时仅以大陆作单位。

在《纽伦堡法庭宪章》出现以前，即便是签署了《伦敦协议》的大国关于国际法和对外政策的看法也一定与现在的不同。一九三九年，当我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元帅时，他并未与我讨论在《非战公约》框架内和平解决德波冲突的可能性，而是向我暗示，如果除了半个波兰和巴尔干半岛外他得不到立陶宛和利耶帕亚港的话，我还不如及早打道回府。

在一九三九年，我们的战争显然尚未被视作破坏和平罪，否则我无法解释斯大林在波兰战役结束时给我发来的电报：“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友谊以双方共同洒下的鲜血为基石，持久而牢不可破。”

在这里我想要强调，那是即便是我也热切地渴望这种友谊。现在，它仅仅留下了一个问题，这也是欧洲与世界面临的首要问题：亚洲将统治欧洲，还是西方各国能够在易北河、亚得里亚海沿岸和达达尼尔海峡挡住甚至逼退苏维埃前进的步伐？换言之，今日美国与英国面临的困境事实上与一九三九年的德国完全相同。为了我的国家，我真心地希望他们会有一个更加成功的结局。

现在，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犯罪性质，这场审判到底表明了什么？表明了已提交的三百多份辩护文件中有一百五十份均被毫无理由地驳回。表明了被告方不仅得不到另一方的文件，甚至还得不到自己的文件。表明了丘吉尔友好地向我暗示如果德国过于强大她就会被毁灭被宣布与在法庭上判断德国外交政策的动机无关。

将一场革命视作一场阴谋并不能使这场革命更加容易理解。命运使我成为了这场革命的倡导者之一。我对我在这里了解到的暴行——那些玷污了这场革命的暴行——深表遗憾。但是我不能完全以清教徒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它们——当我看到即便是完全获胜的一方也不能且不愿阻止最严重的暴行发生时，我更无法如此评判。

人们可以随意理解阴谋论，然而对一个审慎的旁观者来说，编造阴谋论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任何一个在第三帝国任重要职务的人都知道，阴谋论只是一个历史的谎言，《纽伦堡法庭宪章》的作者仅仅用他的杰作证明了他的想法源于何处。我或许完全有理由断言，签署这份宪章的大国在密谋压制一个高度发达、力量强大并且勇敢无畏的国家。回顾我的所作所为和我的愿望，我只能以此作为结语：在德国人民——不是这个法庭——面前，我认为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我的外交政策终归失败。

注：最后陈述结束后一个月，里宾特洛甫被判处死刑（他要求将绞刑改成火刑）。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愿仁慈的上帝保佑德国，怜悯我的灵魂。我希望有一天，德国会重新统一，东西方会相互理解、重归于好，世界会永远和平。再见，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