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似乎是人类以及整个生物界固有的思维模式。只要有几个人围成一处并无实际意义的圈子，总会有人像鸭子一样把脑袋伸过去；如果有点稍微吸引人的东西，于是那一圈人外面的人头就会变成一大堆“鸭头”，不断忽高忽低，嚷嚷叨叨起来。一群毛毛虫，如果被放在封闭的圆环上，所有的也会跟着转圈圈……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与大自然和野兽争夺生存空间和食物，迫使人类学会团结，用集体力量对抗强者。时间久了，这一习惯变成了基因里的重要信息加以传递。也因为这样，才有了人类的强大。但是这种让人类变得强大的东西，有时候却让人们的行为变得异常荒谬。
这两天，一位正直青春年华的姑娘，因为网约车出行不幸遇到歹人，因此香消玉损。热心的网友们为了能让凶手早日落网，充分发挥着网络的强大力量。“人肉”出重大嫌疑人的诸多信息，曝光了这个看起来像坏人的坏人照片，同时也找到了该恶人的支付宝账号。
看似符合正常逻辑的情况，却引发一种难以置信的行为。不知道是哪位“始作俑者”，提出给犯罪嫌疑人支付宝账号转账，以此诱惑嫌疑人使用支付宝，通过使用信息追踪犯罪嫌疑人。接下来，大规模的转账行动开始了，有一分，一毛，甚至有一元，十几元……犯罪嫌疑人的账户开始陆续进账。仔细想想，这是很恐怖的事。假如有500万人转账，平均每人一块钱，结果是多少？而支付宝用户数量如此之大，转账人数可能远远超过500万人。如果嫌疑人智商足够高，他就有机会借此资金更好地隐匿起来，反而加大了追查难度。
不知道转账的人有没有多点考虑：这样有用吗，会不会适得其反，犯罪嫌疑人不会以此作为跑路金逃之夭夭？我们相信后继之人出发点是好的——为了能有效地锁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但是，我们来做个假设：如果这个发起转账追踪的人，其目的就是为了往犯罪嫌疑人账户积累资金呢？这又如何？
还有一种假设，如果发起转账的人是得到了犯罪嫌疑人支付宝使用账户信息的人呢！那么这就是他敛财的手段，纵然是违法的，但是在利益面前，很多人会犯糊涂，而大家的盲从又助长了另一股邪恶力量。这又当如何？当然，希望这假设仅仅是假设，也希望疏而不漏的天网能早日将罪犯绳之以法。
这并不是让大家只做旁观者，而是建议各位以一种理性的更可靠的方式方法来协助破案。毕竟好心办坏事儿的情况比比皆是。
群体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随从性。而这种性质所产生的力量异常强大，可以促成好事，同时可以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还记得《中国合伙人》里头的桥段吗？
1999年5月8号，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的美国B-2轰炸机发射使用三枚精制导炸弹或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击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大使馆建筑的严重损毁，当场炸死三名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炸伤数十人。
事发之后，国人满腔愤怒，但是他们却将这种愤怒发泄到“新梦想”等类似企业的身上，认为这些教英语、办理留美服务的企业就是祸首，或者是帮凶，不应该存在。这种逻辑就好像一个家长带着小孩儿，路上小孩儿被路上的石头绊倒了，家长不但不教导小孩子走路要注意路况，要小心，反而责备石头故意绊倒自己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可笑。
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其实是可以减小这种非理智的跟风行为的——多一点疑问，并找到合理的回答。然而，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行为模式，并且运用的得心应手。其根本原因是他们丧失了很重要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这种丧失，已经让他们分辨不出周围人的行为正确与否！
武志红曾经的《巨婴》，也许是过于真实，又或许是过于露骨，揭开了人们不愿意看见的疮疤之下的脓血。因为他让我们看见并觉得自己很无能、无助和无知。戳穿了我们仅有的一点点虚伪，所以被封存了。很多情况下你会发现，一群婴儿，如果有几个开始哭闹，其他的也会相继哭闹起来，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别的婴儿在哭什么。婴儿是盲从的，我们在那些特定的条件下成长为“长大了的婴儿”，所以也是盲从的。
并且这种盲从会像多米诺骨牌(domino)一触即发。想象一下，连续的许多座山峰像泥石流一样发生了移动，摧枯拉朽，所到之处片甲不留，这状况便是世界末日一般，这种力量有多恐怖。
然而，这不是危言耸听！回想一下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根据现有的的各种资料，《南京大屠杀史档案》，可以还原当时的屠人者的跟风状况。日本士兵只有极少极少数甚至唯一的能保持良知，认为那是不对的。而其他的士兵，显然成为了不受理智支配下的动物了、成了恶魔猛兽，内心的恶意源源不断。以杀人为乐，肆意妄为，这种内心的突然畸变，造成我几十万同胞不幸遇难。
还有当年成吉思汗主导之下屠杀的无数无辜百姓，希特勒屠杀的几百万犹太人。他们都从内心深处认为，只有把另一个种族消灭殆尽，才不至于卷土重来。那些执行任务的军官士兵，认为此事不对的理性已经被服从思维压倒，更多的是考量服从和完成任务，更不排除内心变态的娱乐想法。可能有人会说其他人也这样做是因畏于权利。从相关资料表现出来的证据表明，权利者做是这样的决定，却是有相应的人推波助澜，而这些人就是盲从者。
现在看来，有乌合之众一词的存在也不足为奇。而将《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译为《乌合之众》，甚为贴切。
古斯塔夫·勒庞（法国）在《乌合之众》一书的核心结论就是：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所融入的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已经服从于群体思想。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它就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
再来看这件网约车事件的后继转钱行为，以及使馆事件和历史事情的发展逻辑，与古斯塔夫这个结论是不是相得益彰？
要跳出这种思维困境，也有相应的办法，用古斯塔夫·勒庞的话说，就是要另辟蹊径。霍华德马克思在《投资最重要的事》这本著作中提到的观点——打破从众思维的重锤就是要形成有效的“第二层思维”。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本仅仅关于如何投资的书籍，但实际上，他确实是一本关于投资的书籍。而在此之外，却真实地告诫我们，专业技能可以指导我们稳步前进，可是拥有第二层思维，能让我们如虎添翼，并且能有效避免错误行为。
那什么是“第二层思维”呢？举个例子，比如“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好处的事情，让我们去做吧。”
然而第二层次思维却是这样的：“这是一件非常有好处的事情，人人都知道它是一件有好处的事情，参与的人极多，如此，这就不一定是一件有好处的事情，就不确定能做，需要从多个角度去证实其可能性。”
再比如，你竭尽所能让孩子免于伤害，免于吃苦。于是，从小时候开始，把他捧在手里，含在嘴里，不让他做任何你认为不利的事情。但结果是，他从那一刻起，就成了“不长大”的婴儿了。在你的保护之下本应该经历的事情，在脱离你的保护之后，他仍然是要亲身经历的，这事情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旁人永远也替代不了，你也不可能保护他永远。而这时候，本应该在小一点的时候就要学会的应对技能，此刻却要重新学习，心态和身体都已经不习惯，很难再接受这些东西——结果是都不会了。这就是许多家长的通用方式，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好演而变成的坏。
因此，看起来正确的错误行为，正是让原本可以更好的事情变得更糟的元凶；我们以为于事有利的行为很可能是在助纣为虐。多一点思考不一定就能成功，但是至少能让我们少犯错误，不至于无意中成了帮凶。
又一次网约车事件发生，本人心情是沉重的。除了对受害人的同情，其实更多的是愤怒：从安全考虑，国家已经从严管理相关业务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件接连发生？是力度不够吗还是所谓的执行者及被执行者阳奉阴违？还是在利益面前，生命也变得无足轻重？
今天也还是512，一个灾难的日子。
小红心要亮起来才好看，点赞最爱你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