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法国有个叫卢梭的思想家说：“人生而自由。”这是不错的，于是一些人便以此为藉，要去争取自由。然而自由是有所谓的，又有无所谓的。一群人，争得面红耳赤，头破血流，往往争了那无所谓的自由——他们要三妻四妾的自由，要消灭男人的自由，要做老爷的自由，又要做姨太太的自由。没有魄力去争，或又自知这“光辉的自由”是再争不来的，只好愤愤不平，暗中伤人，边喊着：不自由，毋宁死，边做着偷生的事情，旁人他们不敢去打扰，恐招致辱骂，于是只好骂起了自己的老母亲：“呸！你这女人，生我在这浑浊的世界，却不让我有骑在别人脖子上的自由！”他妈妈的垂泪黯然，他是丝毫不看的，只是作起了诗：“我生在这恶之花的废土里，却总想着光明的人权！”说是作诗，我只觉得污浊了文化。
狗头国就有狗头人，于是自由国忙不迭用汽油弹点着了灯塔，虽则一面还困窘于内里不能呼吸的骚乱，另一面汽油弹燃烧得噼啪，汽油味竟让空气也变得香甜。于是河山硕之流们就离家弃祖，唾弃了母国，嗅着空气，宛如牧羊犬的灵敏小鼻子就循着甜美的汽油味，飘洋过海的，一溜烟飞到了自由国。奈何病毒也渴求自由，于是这二等美人就只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升华了灯塔国的“光亮”。自己奋身就要跳进这汽油弹里，别人去拦，他倒着急了：喂喂，洋大人指着给我自由呢！于是像腐烂的果子从树上掉到地上一样的，他落进焦臭的汽油里，咕嘟嘟冒几个烂泡，遗言尚未留下，就一命呜呼，人权云云，终于在虚无缥缈间让他遇见了。这种往往是少见的，倒不是怀疑他对灯塔的忠诚，而是不屑他敢放弃尊命的勇气，说是勇气，我只觉得污染了勇气。
可惜奔赴自由的道路快意而自得，他们是无暇去知道卢梭的剩下话的：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的权利总不是空口就得来的，总需要些许代价，就好像狗寻找便溺，便寄居在厕所里。于我们看来是代价，在他们眼里未必就不是施舍，好像生活在祖国就玷污了他们的高贵魂灵一样。我往往竟看出的，就是黄皮表里的五彩心，说是五彩，单单就没有红色，问他们原因，却说是“不配”，别人讲：“洋旗上未必没有红色的！”他又忙不迭地找回红蜡笔，痛哭流涕地在身上画道道。毕竟为人谋而不忠，也是遭天谴的。说是天谴，我只觉得屑视了苍天。
自由常是暴力得来的，虽然暴力未必带来自由。但总可以分辨忠奸，考古先生主张放弃东北，投降日本，其心可见；宴之敖者却要奋勇撑起铁门，铸出铁剑，我之英魂。再说回来，从前我四万万人为欺侮如此，乃是暴力的成分不够，说是暴力，其实是手段。讲是手段，无非是威慑。别人朝我身上吐痰了，我擦擦离开，这是风度。他要是掏出手铐要铐着我，抽出烙铁要烫我，提起皮鞭要奴役我，我们就不干了，哪怕折断自己的肋骨来做矛，割下自己的舌头做盾，我们也要反抗，让他粉身碎骨，之后挫骨扬灰。此后倘再有人向我们亮起皮鞭，你大可以大步向前，甩他一耳光，说：“蠢货，时代变了。”说是蠢货，其实比之更甚。
施舍而来的自由，总需要归还，脖子还常常被拴上链子，绑在门前。河山硕远走崇洋，我想我们不要悲哀，我们也当然不会悲哀，客死远地，我们应当喜悦，但这话有待商榷，究竟是不是“客”，这字的用法也值得推敲。自家的恶犬终于赶走，也应该释怀。但恶犬死了，犬群噤声，就让我们一时分辨不了犬的去处了，所以要留心不被恶犬欺骗，或者关门打狗，但这是许多年前的做法了，他们学精了，变化为蚊子和蝇子开始嗡嗡，所以也要常留心身边眼前，休踩上恶毒的陷阱。说是犬儿，我只觉得嫁祸了狗类，还是蚊子比较恰当，因为我实在不觉得这生物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所以要是常有人在身边鼓吹“自由”，还总说一些疯话。就知道这是个妖精，只管请大仙来，将烙铁烧红，往这家伙嘴里送。疼得它呲牙咧嘴，再把铁钉子拿出来，往这妖精脑袋上钉，就像我之前说的，它就会翻将起来，只敢和野狗争稀屎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