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恩怨曲折
一、“追随忧患日 生死笑谈中”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出身举人。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时，他任黔阳训导，曾上书言兵事，为曾所赏识，遂招之入幕。初期综理全军文案。他文才出众，却弃文就武，于咸丰五年自请领兵打仗；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保举他为皖南道道员。
八月，李元度率所募平江新勇3000人抵达祁门大营。适逢徽州有事，曾国藩命他率领所部驻守徽州，越9天，徽州失守，李元度败不回营。曾国藩要参劾他，众僚属纷纷谏阻。李鸿章甚至因谏劝不从，拂袖而去，曾仍坚持严参。
众人之所以劝阻，主要因为李元度过去有功，与曾交情深厚。他入湘军幕早于李鸿章5年，早于左宗棠7年。在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的时候，李元度募勇成军，力撑危局，领兵比曾国荃还早一年半。湖口战役，他救过曾国藩的性命。咸丰七年，曾氏丁忧乡居期间，给李元度写的信最多，其中尤以“三不忘”一信，最能说明元度的功劳与情谊。“自维即戎数载，……所愧恨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鄙人皆有三不忘焉：……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意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自读礼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于足下与雪琴二人”。给别人的信中也说：“李君次青，从弟多年，备尝艰险，上年弟以忧归，李君力撑江省之东路，为人所难，百折不回，弟愧无以对之，寸心抱疚”。曾国藩的日记，几乎无月不有与李元度书信来往或“长淡”、“鬯谈”的记载。总而言之，在失守徽州以前，李元度的形象是一个文武兼备，与曾国藩患难相随，至交至契的人。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又要严参李元度呢？
二、曾国藩严参李元度
有人认为，清廷在答徽州失守折的上谕中，批评了曾国藩而褒扬李元度，曾遂迁怒于李，予以参劾，以曲折地表达对批评的不满。这种揣测之词，不合罗辑。在《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中，曾自认“调度无方，咎无可辞，应请旨将臣交部议处”。清廷答谕说：“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按：指宁国和徽州），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划未密。着即振作军心，再接再厉，万勿一挫之后，即损军威。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深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迅速查明下落具奏”。曾自请议处，“上谕”先替他说出连失两郡的原因在于饷绌兵单，然后轻点“筹措未密”，接着鼓励他振作军心，再接再厉，“筹措未密”较之“调度无方”轻。褒扬李元度，出于估计他已殉职。答谕的弦外之音，是概不追究徽州失守的责任。它发出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一日，严参李元度的奏折发于九月十六日，参折先发，签谕后发后到，绝非“迁怒”，毫无疑义。曾国藩之所以不念李元度的功绩，不顾往日交情，不受众人劝阻，断然严参，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急转直下的皖南战局有关，与风云突变的时局有关，与曾、李军事上的分岐有关，还与曾的法纪观念、儒家思想和李的操守、修养有密切关系。
1、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兼顾皖南防务，正值“江南糜烂”，全局被动，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的全局方针是：江北围攻安庆，迫敌决战；江南布兵三支，进图吴浙。他自任中路，驻皖南的祁门，其馀两支暂时还无兵可布。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十二日，宁国府失守，守将周天受阵亡；二十五日，徽州失守。至此，皖南四府一州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曾在皖南几无立足之地。恰恰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六日），曾接上谕，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命他派鲍超率兵三千兼程北援。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八月这个多事之秋，是曾国藩思想负担最重，精神最苦恼，情绪烦躁不安的时候。李元度在这个时候失守徽州，火上加油，使曾难以承受心理压力。
2、徽州是皖南通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大门洞开，使湘军统帅部处于敌人直接攻击的威胁之下。李失徽州，颇象《三国演义》的马谡失街亭。太平军攻取徽州、休宁后，因见急援徽州而未能赶上的鲍超、张运兰两军分驻渔亭、夥县，便放弃了直扑祁门的计划，转由婺源进江西，使曾国藩松了一口气。一个多月后，李秀成十万众攻占夥县，距祁门大营60里，再现失街亭险象。曾国藩写下遗嘱，帐悬佩刀，准备一死，幸鲍超赶到解危。这虽是参劾李元度之后的事，但它更能说明失徽州在军事上的关系之大。
3、曾、李在军事上意见相左。徽州之役，曾主守，要求李元度深沟高垒，坚守不出，李不听，忽视湘军最为重视的扎营、筑垒，反而随时向敌迎战。从这段时期曾给李的几封信，可以看出他俩在战守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岐。如：八月二十日信：
阁下好分兵。吾向以分兵为大戒，新募之勇，尤不宜分也。
八月二十三日辰刻信：
二十二夜接二十一日惠函，具悉一切。是日出队至临溪，实为轻举妄动，殊不可解。……前日派童、单二营至丛山关，已属轻躁，此二十一日之举则更躁矣。不意阁下在戎行六年，而心不入理如此!
八月二十三日巳刻信：
来信前云派两营同礼河出扎，后又云派三营同礼河出扎，鄙意只可派二营或一营出扎，余皆令其守城。平江勇轻进轻退，旧习未改，宜切戒之!
八月二十四日信：
扎营是第一根本事。平江营十六到，十七、八、九不令扎营；礼河二十到，二十一、二不令扎营，何也?闻皆散乱于沙州之上，何以御敌?宜绅民之不以为然也。
八月二十六日午初信：
二十六日己刻接二十五日辰刻信，辩前函躁字之责。二十一、二、三连三日出队，非躁而何?守城尤贵于静，务思沉几渺虑。鲍营已五次飞催，并嘱孔旭日长跪乞师，兵不行不起。拔队入岭之后，却须谨慎，不可太躁。阁下勿再以二十日催礼河营之法催之。霆营者稍有疏失，则他无可望矣。关系极大，阁下切勿信笔乱写。
曾国藩在书信中对部下如此严切指责，似不见二例。显然，李元度不听指示，轻举妄动，还自以为是。这可能又成为李元度兵败负气出走的原因。曾深感局势严重，两天之内，六次飞调王牌军鲍超霆营驰援。却不料徽州府城只一昼夜就失守了!他在八月二十六日日记中写道：“夜二更闻徽州于二十五日申刻不守，次青不知下落，为之竟夕不寐”。次日又记道：“是日，平江各营败勇俱至祁门，未得次青实在下落，殊为凄咽……是日思次青之败，由于自是”。他料想李元度已死，不胜伤感；而于李元度之败，则认为不能原谅。九月初六日，他接到李元度自街口所发之信，认为“犹多怙过饰非之辞。咸丰六年平江勇烧杀辰勇二百余人，次青信中亦多怙过饰非之语。此人殆不足与为善矣!”九月十二日与陈作梅“鬯谈次青在徽误事之情，日内心中恼怒殊甚”。
4、儒家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清廷对于阵亡、殉职的文武官员，无不优予抚恤。其中不乏封疆大吏，如黄州兵败投水的湖广总督吴文庐州城破投塘的安徽巡抚江忠源，三河阵亡的安徽巡抚李续宾等。而于作战不力，兵败出逃的文官武将，则视情节轻重，予以惩罚。咸丰十年（1860年），两江总督何桂清苏州兵败，逃往上海，被革职拿问，后在京师正法，是典型的事例。曾国藩先后在靖港、湖口两次兵败自杀，论者或以为出于忧愤，或讥以羞愧，而忽略了这位儒教信徒成仁的选择。李元度既是带兵统领，更是皖南道道员，曾国藩未尝不以他失徽州不殉节为憾。前几天宁国失守，“江宁巡道福咸所署皖南道缺业已另放有人，犹复同守危城，效死弗去”，李元度岂能偷生他去?曾国藩九月初七日《致沅弟、季弟》信说：“次青二十五日城破走出，……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曾并非“太上忘情”欲李死，而是儒家传统思想使然。不死，则失地有罪，受法纪制裁，理所当然。曾治军赏罚严明，断不能循私庇护。他在家书中说：“次青事须渠来营一次，乃可定案。今天下虽已大乱，而法纪不可全废，如普（按指普承尧）不重惩即无以服江楚军民之心，重惩普而不薄惩青，即无以服徽人，并无以服普之心”。“薄惩”既考虑了失徽州的客观原因，也顾及李往日的功劳，既重法纪，又有几分人情味。
5、平心而论，李守徽州的兵力不单薄。除平江勇3000人外，曾调拨增援的礼河四营所有2300人，原徽防闹饷哗变留下的还有1600人，合计近7000人。在此之前，湘军大将大都不过统领数千人，李续宾名闻天下，手下仅6000人，鲍超所向披靡，带的不过5000人，左宗棠以新募的5000之众，把守景德镇，与太平军骁将黄金文、李世贤两部十多倍的兵力周旋数月，确保祁门大营的后门。李元度若能按曾国藩的指示坚守，徽州可保无事。他这支兵大都是没有见过战阵的新勇，曾是知道的，所以只要求他守六天，续有后援。正因为不是一支能征惯战的精兵，李更应知道不可疏于扎营筑垒而随便出战。至于城垣坍毁，不是无法补救的困难。按《天岳山馆文钞》李元度追悼守徽阵亡的同事杨萃耕的《哀辞》说，杨催他修缮城墙，修葺三昼夜，完成三分之二，李世贤大军来了……。按李世贤兵临徽州城下是八月二十四日，李元度率部到达徽州是八月十六日，七天时间，为什么不早修?护城不扎营、修垒、挖沟，守城不早修城墙，李元度满以为可以一战克敌，无须乎“守”啊!难怪曾恼怒不已。
6、李元度轻躁自是，失守徽州，贻误大局，责无旁贷。他却使出骄气来，仗着往日的功劳和交情，认为你曾国藩总不会把我怎么样，竟然败不归营（当时曾还不知他去另投靠山）。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法也没有了曾，在曾的心头之火上，再浇一瓢油。应该说，严参是李元度自讨的。
有这许多原因，无怪乎曾坚持参劾。九月十六日，他上奏：“李元度躁扰愎谏，既不稳修营垒，又不能坚守待援，仅守一昼夜而溃，贻误大局，责无可贷”，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廷谕照准。
三、李元度东山再起，又被参倒
李元度徽州出走后，在浙赣边境逗留21天，九月十六日回到祁门大营，索还欠饷，回平江募勇去了。曾国藩日记：“傍夕，次青自广信来，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恐难长进”。这时曾还不知他已另有高就。
清廷批准将李元度革职拿问，曾国藩并没有拿问，等他自动回营结案。然而李元度一去不返，浙江巡抚王有龄为他撑开了保护伞，步步升迁，曾容忍一年多，于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参劾，奏片说：
新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咸丰十年八月徽州失守案内，经臣奏奉谕旨，革职拿问。该员并不静候审讯，擅自回籍，与候补道邓辅纶往返函商，求巡抚王有龄奏调赴浙。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谕：“已革徽宁池太广道（按即皖南道）李元度，着曾国藩饬令前赴浙江，交瑞昌、王有龄差遣委用，其应得罪名，仍着曾国藩查办。钦此。”李元度并不具禀请示，即行募勇赴浙，名曰：“安越军”。旋于义宁案内，经官文奏奉谕旨：“李元度着赏还按察使原衔，其失守一案，仍着曾国藩讯明，分别办理。等因。钦此”。又于奉新、瑞州案内，经毓科奏奉上谕：“李元度着赏加布政使衔，其徽州失守之案，应否免其查办，仍着曾国藩酌核具奏。等因。钦此。”
清廷赏识李元度人才难得，又值需人孔急之际，只须曾国藩圆转奏复，徽案本可一笔钩销。李元度也太高傲了，毫无悔过表示，曾岂能容得：《奏片》继续道：
“查义宁、奉新、瑞州皆臣所统辖之地，系贼先自退出，李元度并无打仗克城之事。……屡报克复，冒禀邀功，实出情理之外。本年正月十四日，皇上弃瑕录用，补授该员盐运使，兹又攫授浙江按察使……臣查该员李元度，徽州获咎以后，不候讯结而擅自回籍，不候批禀而径自赴浙，于共见共闻之地，并未见仗，而冒禀克复。种种悖谬，莫解其故……乃李元度六月至江西，八月抵广信，九月低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救援。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所有该员补授浙江盐运使、按察使及开复原衔、加衔之处，均请饬部注销，仍行革职。姑念其从军多年，积劳已久，免其治罪，交左宗棠差遣。
该员……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其所部安越军八千人，臣当与左宗棠熟商，或全行遣撤，另派差使，或酌留二三千人，令其守城，俟立有功劳，再由左宗棠奏请开复。”
这个奏片，毫不留情，连官文等督抚大员的保举都彻底否定了。李元度自失检点，再次跌入深谷。片中说：“后又负王有龄”，因李元度终未赴援杭州。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攻入杭州、瑞昌，王有龄同时殉城。
王有龄既死，李元度失去靠山，因见曾国藩在两个多月内接连有升奖，于是向曾上一道贺禀，意在弥缝裂痕，修复旧好。曾收到这个贺禀，觉“文辞极工”，与幕友“言及前此奏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然而，《贺禀》虽引起曾一时的感情冲动，却未能使其心上的阴影完全消失。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曾参劾见异思迁、私行远扬的鲍超部将陈由立时，举郑魁士、李元度二人为例说：“此二人者，郑魁士之罪重，李元度之情轻，而其背于此并不能忠于彼则一也”。后因曾国荃、曾国葆对此有看法，才使曾国藩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回信称：
“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通首读来，实使次青难堪。今得弟指出，余益觉太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六年后，他在这份奏稿后面批道：“后记：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此余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同治）七年八月国藩批”。
四、曾国藩拜恩怀旧 密陈录用李元度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加官进爵，拜恩怀旧，于八月十三日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折》称：“今幸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日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唯李元度抱向隅之感”。他申述对李元度的两大内疚：一是咸丰六年他率军在江西最困难的时候，“赖李元度力战瑞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忧回籍，留李元度、彭玉麟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阽危，蒙讥忍辱，几若避弃而不顾者”。再则“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惟战阵非其所长”，是他“用违其材，致令身名俱裂”。“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忝窃高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李元度屡经臣处参劾，未便再由臣处保荐，如何酌量录用之处，出自圣主鸿裁”。两次严参，一次陪参，又密陈录用，真还需要一股勇气。这篇密奏，情文并茂，清廷当即催令左宗棠查复。
李元度于同治元年第二次被参后，回家闭门著书，深自敛抑。“安越军”已被裁撤，左宗棠的复奏未能使他开复。同治五年，贵州多事，巡抚张亮基奏调李元度入黔，自领一军，屡屡见功。从此雨过天晴，朝延陆续赏还原衔、顶戴，授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攒来晚晴好景。
五、“程门今已矣 立雪再生来”
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感情变化，曲折动人。李元度饱经忧患，如何看待曾国藩呢?李原不是曾的门生，向来以弟子自居。曾去世后，李作《哭师》五律十二首，情意缠绵，凄切感人。其第九首云：“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前两句勾勒了他们以往的关系、情感，接着自认为有负于曾而将曾的严参（雷霆）和密陈录用（雨露），一例看作对他的爱护（春风）。同治十三年，李还在一首步曾原韵的诗中写道：“嗟我昔从公，中厥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把挫折归咎于自作自受。这种不怨不尤，反求诸己的态度，难能可贵；与前期的骄、娇对照，判若两人。大致多年闭门思过，大有悔悟。
当年曾、李风雨同舟，曾有两家联姻之说，后因李元度获咎中止。同治十年，李元度旧事重提，欲将第四女许配曾纪泽抚子广铨，曾国藩在家书中不胜感慨地说：“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顷闻次青欲与纪泽联姻，断无不允之理，特辈行不合，抱惭滋深耳”。
李元度《哭师》诗最后一首的最后两句是：“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用“程门立雪”故事，表达愿来世再为师生的心愿，心情沉痛，催人泪下。光绪十三年，李元度病故，时人将他附祀于长沙曾文正公祠，不等“再生”就来到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