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明帝多元化性格的形成受到其出生时的政治环境及其父光武帝施政的重要影响，其“严切”的统治作风和个人性格对东汉后期的皇权政治无疑有较大影响，在个人性格驱使下所建立的这种“严切”政治，虽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其产生的后果与影响,则主要是消极的，尤其对于整个东汉王朝、知识分子以及学术文化的摧残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汉明帝；性格；严切；成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东汉明帝刘庄（原名阳），字子丽，庙号显宗，是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各史家对汉明帝的评价褒多于贬，有的学者将他与光武帝并称，誉之为“建武、永平之政”，亦或将他与其子汉章帝刘炟并称为“明章之治”。对于东汉封建王朝来说，汉明帝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然而，对于汉明帝其人，却另有鲜为人知的一面。由于他的性格存在严重缺陷，为了稳固统治，他建立了“严切”政治。这种“严切”政治,虽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其产生的后果与影响,则主要是消极的。因而，有必要对汉明帝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原因、造成的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以求证于各方家。
一、汉明帝性格之多元
《后汉书·章帝本纪》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1]（P159卷三《肃宗孝章帝纪》）史书用“察察”、“苛切”形容汉明帝，这实在是过于美化汉明帝，汉明帝的性格实难用此二词形容。
汉明帝其人，精明而残暴，虚伪又自负。
汉明帝的精明有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明帝赐给西域使者十匹丝绸，尚书经办此事，但却误将十当百，明帝见到司农的记事簿出错后大怒，急召尚书郎重新进殿，要当场施以重罚。堂堂天子，却将九十匹丝绸看的如此之重，区区小事，却能令其尽丧王者之仪。不禁让人嗤之以鼻。
汉明帝不仅精明至极，更是一个阴险残暴、虚伪自负的君主。《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载：“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常以事怒郎药菘，以杖撞之。菘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诸侯煌煌，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1]（P1409卷四十一《第五钟离宋寒列传·钟离意》）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礼仪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春秋时鲁国司空孟僖子有云：“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2]（P1295《昭公七年》）汉明帝“十岁能通《春秋》”[1]（P95卷二《显宗孝明帝纪》），故王宫礼仪也必定深谙于心。汉明帝贵为大汉天子，其尊严与威仪本应代表国家，《诗·大雅·抑》曰：“敬慎威仪，维民之则。”[3]（P454）而汉明帝居然亲自动手殴打朝廷命官，成何体统！春秋时，卫襄公曾询问北宫文子何为威仪，北宫文子回答：“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2]（P1194《襄公三十一年》）而药松为了躲避责打，却入床下，朝廷命官的威仪也丧失殆尽，汉明帝的“表率作用”可见一斑。由此观之，“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理念，早已经被这对君臣弃之不顾。笔者认为，如果真如范氏所言“明帝十岁通《春秋》”，那么，汉明帝亲自动手打人之事便只能是由其残暴的性格所决定。
汉明帝还喜欢重用酷吏管理地方。据《后汉书·酷吏传》，樊晔“好申韩法”，“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故当时有歌曰“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1]（P2491卷七十九《酷吏列传·樊晔》）樊晔死后，明帝“以为后人莫之及”[1]（P2492卷七十九《酷吏列传·樊晔》）。周纭“为人刻削少恩”，他任南行唐书时“杀县中尤无状者数十人，吏人大震。”[1]（P2493卷七十九《酷吏列传·周纭》）结果，汉明帝又提拔他为博平令。正所谓“臭味相投便称知己”也。
此外,汉明帝残暴的性格还表现在他创设了许多酷刑。《后汉书·左雄传》载：“孝明皇帝始有扑罚， 皆非古典。”[1]（P2022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左雄》）扑罚，谓以鞭扑来惩罚。《周礼·地官·司市》曰：“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郑玄注：“扑，挞也。”[4]（P518）可见扑罚之刑的残暴，这也和汉明帝的性格相互吻合。
永平十三年，发生了震动朝野的“楚王之狱”，楚王刘英被告“造作图书”，“有逆谋”。“帝以亲亲不忍”[1]（P1429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故只是废掉了楚王刘英的爵位，将刘英迁徙到丹阳的泾县。事实真是这样吗？
早在汉明帝为太子时，刘英就与其私交甚好，“英常独归附太子，太子特亲爱之，及即位，数受赏赐。”[1]（P1428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这和刘英的封地狭小及其审时度势的眼光有密切关系。从小一起长大，刘英清楚刘庄的为人，因此刘庄继位后，刘英进一步看到汉明帝的残忍恶毒后便滑入黄老浮屠中寻找精神慰藉，但最终刘英还是没有逃脱汉明帝的魔掌。明帝并没有处死刘英，只是将他的爵位废掉并把他迁徙到丹阳的泾县，以此来赢得宽容敦厚之名。而刘英到泾县的第二年便自杀身亡，这可以看作是刘英对残暴虚伪的汉明帝最有力的回击。因楚狱，“坐死徙者以千数”,被牵连入狱者数万人。汉明帝甚至下令，不准为被诛死者收敛埋葬，一经发现便严厉治罪。时任千乘太守的薛汉因楚事而被诛，门生故吏没有人敢去收敛尸身，只有廉范一人念及师生情谊而去，明帝闻之，大怒，诘责廉范“不与朝廷同心”[1]（P1101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廉范》）。这罪名可是不轻，轻则发配充军，重则株连族人，如若廉范不是赵国名将廉颇之后，必定难免牢狱血光之灾。俗语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难道廉颇之后就可以违背圣意？聪明的汉明帝却利用廉颇又一次为自己树立了宽容敦厚的形象，这从另一个侧面又反映出汉明帝性格中残暴虚伪的一面。综观《后汉书》，范氏受传统观念束缚，处处体现出其为统治阶级大加赞赏的思想。因此《后汉书》所谓的“帝以亲亲不忍”实在无从说起、荒诞至极。
汉明帝对待臣民如此残暴，而自己则装扮出一幅恭谦儒雅、满腹经纶的模样。自西汉中期开始，经学内部就存在着今文经和古文经的论争，东汉建立后，政府很快将今文经设立为学官并定期举行讲学。这为汉明帝提供了一个装模作样、掩饰本性的平台。他常常亲自在太学正坐讲学，而令“诸儒执经问难于前”[1](P2545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又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东观汉记·桓郁》：“上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问郁曰：‘子几人能传学？’郁曰：‘臣子皆未能传学，孤兄子一人学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5]（P625卷十五《传十·桓郁》）汉明帝居然恬不知耻的将自己比作孔子而自任道统，可见汉明帝是一个既虚伪又自负的人。
二、汉明帝性格之成因
汉明帝性格之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建武四年，汉明帝的母亲阴丽华随从光武帝征伐彭宠（时彭宠自立为燕王），在元氏县生下了汉明帝，此时的东汉王朝刚刚建立，政局不稳，虽然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已经被镇压，但是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仍然为争夺统治权而相互进行着遮天蔽日的拼杀，因此他一出生便经受了血雨腥风的洗礼。而且终光武帝一生，始终为东汉王朝努力拼搏，其父艰苦卓绝的斗争深扎于小刘阳之心，各种政治阴谋、权势利害都了然于心。建武时，天下垦田多不实，光武帝便下令检查天下的垦田和户口，并令刺史、太守们逐一汇报。“时州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服，抵言于长安街得之。帝怒。时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诘问吏，吏首服，如显宗言。”[5]（P403卷十一《传六·刘隆》）此时的汉明帝年仅十二岁，却有着如此锐利的眼光，这和他出生的“戎马倥偬、旌旗乱野”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其父的统治方式也对汉明帝的性格有着深刻的影响。光武帝曾言：“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而事实上政治的“严切”已露端倪。在“度田事件”中，许多营私舞弊的地方官吏遭受重罚。武帝为加强皇权，便对三公权力进行极力的削弱。韩歆好直言，武帝不能接受，便将他罢官，但仍不解气，于是又下诏责骂他，韩歆和儿子韩婴只能自杀。欧阳歙、戴涉等皆因事罢官或下狱而死,“自是大臣难居相任”。[1]（P903卷二十六《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侯霸》）这种局面使内外群官无不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1]（P1017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申屠刚》）尤其是在建武末年,光武帝吸取了西汉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对宗室诸王的防范尤为严切。“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6]（P1373卷五十九《吴书十四·孙奋》）沛献王刘辅的门客杀了人，刘辅受到牵连被捕入狱，从此以后，“诸王宾客多座刑罚，各循法度”。[1]（P1427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沛献王辅》）光武帝废后郭氏薨后，有人上书王莽后裔王肃等人经常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光武帝大怒，便下令到各郡县搜捕诸王宾客，致使诸王宾客“更相牵连，死者以千数。”
光武帝完成统一大业到去世的二十年间，是汉明帝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二十年里，其父的言传身教，以及为巩固封建王权而运用的各种政治手腕，都使他耳濡目染，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汉明帝性格之影响
汉明帝性格的多元化，直接的影响便是在东汉建立起“严切”政治。这种“严切”政治,不仅影响到当时的东汉王朝，也使知识分子和学术文化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首先，“严切”政治崇尚苛刻，这种苛刻严重威胁着东汉政权的长治久安。朝臣钟离意和陈宠针对汉明帝创立的“严切”统治，都曾上书用以说明“严切”政治的严重后果。钟离意曾上书汉明帝：“群臣不能宣化理职，而以苛刻为俗。吏杀良人，继踵不绝。百官无相亲之心，吏人无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残，毒害弥深……愿陛下垂圣德，揆万机，诏有司，慎人命，缓刑罚……”[1]（P1409卷四十一《第五钟离宋寒列传·钟离意》）而汉明帝对这些话却无动于衷，至死都没有接受钟离意的建议。汉明帝之后，章帝继位，仍然沿袭汉明帝时期的“严切”政治，尚书裁决事情还是经常使用重刑。于是陈宠上书章帝：“陛下即位……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1]（P1549卷四十六《郭陈列传·陈宠》）陈宠更是将执政比作鼓琴张瑟，力气过大，只会导致琴裂瑟断。这些有识之臣已经看到了“严切”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甚至引经据典，以说明仁政的重要性，最终使章帝“敬纳宠言”。
其次，汉明帝对刘氏宗室的打击比光武帝时期更加严酷，这为外戚宦官粉墨登场创造了有利条件。永平元年，三十四岁的东海恭王刘强忧郁而死，此时正当盛年，笔者认为这和刘强被废掉太子身份后对自身安危长年恐惧的心理有密切联系，这也侧面的反映了汉明帝的残忍猜忌。其余诸王如沛献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安王刘康、淮阳王刘延、山羊王刘荆、中山简王刘焉、琅琊孝王刘京，或者坐罪削县，或者被迫自杀，甚至为了保命而甘心走上腐败自沉的道路。此外，明帝对待诸王后代以及自己的儿子也是极尽限制，如东海恭王刘强子政、济南安王康子错皆以“淫欲薄行”、“干乱法纪”而被治罪，淮阳王延子鲂及同族嵩、信、平、遵等皆因与诸王交通、谋反坐法或除国，或如北海靖王睦那样，逐步走向“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的自沉道路。永平十五年，明帝封地与皇子，结果众皇子的封地都只有其他诸侯国一半大。只有东平宪王刘苍，一生恪尽职守、忠心耿耿，受到明帝与章帝的礼遇。刘苍去世后，章帝哀痛的说道：“咨王丕显，勤劳王室，亲受策命，昭于前世……昊天不吊，不报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焭焭，靡有所终。”[1](P1441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东平宪王苍》)可见诸王宗室已经被打击殆尽，为章帝之后的东汉王朝埋下了政治隐患。诚如王夫之所说：“广陵王荆、楚王英、淮阳王延，以逆谋或诛或削。夫三王者诚狂悖矣；乃观北海王睦遣中大夫入觐，大夫欲称其贤，而叹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对以孤声色狗马是娱是好，乃为相爱。’则明帝之疑忌残忍，夫亦有以致之也。且三王者，未有如濞、兴居之弄兵狂逞也，绥之无德，教之无道，愚昧无以自安，而奸人乘之以告奸，则亦恶知当日之狱辞，非附会而增益之哉?……作图谶，事淫祀，岂不可教，而必极无将之辟以加之，则诸王之寝棘履冰如睦所云者，善不敢为，而天性之恩几于绝矣。西京之亡，非诸刘亡之也；汉之复兴，诸刘兴之也。乃独于兄弟之间，致其猜毒而不相舍，亦可为之流涕矣。身没而外戚复张，有以也夫！”[7]（P190-191卷七《明帝》）袁宏更是认为对同宗的迫害是导致东汉末年动乱的主要原因，故言：“光武中兴，振而复之，奄有天下，不失旧物，而建封略，一遵前制。诸侯禁网，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惧于罪败，同姓挫于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乱天下矣。”[8]（P185卷第七《后汉光武皇帝纪》）这也正应验了春秋时宋国司马乐豫之言：“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根本无所庇荫矣。”[2]（P557《文公七年》）足见明帝的“严切”政治,对东汉政权造成的后果之严重。
再次，汉明帝的“严切”政治严重摧残了知识分子和学术文化。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施展政治抱负，常常依附于权贵，虽有滥竽充数者，但大多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东汉名将马援指出，“但尤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1](P851卷二十四《马援列传》)楚王英一案，“坐死徙者以千数”,牵连入狱者数万人。如因楚事而死的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1]（P2573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薛汉传》）淮阳王延谋反发觉,“坐死徙者甚众”。这些或因受诬陷而死、或“改变姓名，以逃其祸”的宾客，绝大多数都是饱读诗书的士人。正如范氏言：“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1]（P2613卷八十上《文苑列传·傅毅》）此外，汉明帝期间的学术文化也受到严厉的限制与禁锢。此时的经学虽然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对于经学解说却形成固定的模式，这个模式将大批的知识分子禁锢其中，使人们的思想长期囿于封建统治思想的牢笼。经学与史学始终未能摆脱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宗旨，长期在一条死巷中徘徊挣扎而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故蔡玄坦言：“且观成名高第，终能远至者，盖亦寡焉，而迂滞若是矣。”[1]（P2589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蔡玄》）对知识分子以及学术文化的打击与摧残，使得西汉时期还略微宽松的学术气氛越加凝固化了。
余论
汉明帝的性格存在着严重缺陷，其个人性格和统治作风对汉代后期的皇权政治无疑有较大影响，他建立的“严切”政治对东汉王朝虽然有许多积极的作用，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其产生的后果与影响,则主要是消极的。对诸侯王室的打击，使得刘氏宗族的政治力量急剧削弱，为外戚宦官粉墨登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对知识分子及学术文化的压制，使得久已沉寂的隐逸风尚再度兴盛，人们的思想始终无法逃脱封建正统观念的窠臼。“严切”政治统治使各种矛盾公开化，以至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故章帝即位，不得不采取陈宠等大臣的建议，从“严切”逐步向“宽厚”迈进。然而章帝之后，已经积重难返，皇帝年幼无知，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终致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的洪流中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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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Th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s of Emperor Mingdi of Han Dynasty and Their Causes and Influences
Abstract：Emperor Mingdi of Han Dynasty had pluralism character,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politic environment at the time of his birth and Emperor Guangwu’s political policy. Undoubtedly, the style of his rigorous rule and individual personality had large effects on imperial power in the later stage of Eastern Han Dynasty. This kind of “rigor” policy that had been built by his character played a positive role at that time,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its major effect and impact was negative. Especially to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rigor” policy ravages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culture that couldn't be neglected.
Key words：Emperor Mingdi of Ha Dynasty;character;rigor;politic;influence
(原文发表于《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1月第28卷第154期，转载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