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38岁的陶行知成了国民政府的通缉要犯。
3岁的晓庄师范也因蒋介石的一纸密令，面临夭折的命运。
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出军警缉拿陶行知，解散学校，并要查封晓庄。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执行命令的军警们发现，晓庄没有围墙，没有校门，国民政府的朱笔大封条，竟不知贴在何处。
陶行知毕生的追求——“没有围墙的学校”，用这样一种方式留下自己骄傲的一幕。
科学的头脑，健壮的双手，农夫的身体，艺术的情趣，改造社会的精神——这是陶行知对办晓庄师范的五个要求。
这五个要求，其实每一个都是中国近代以来教育家的理想，但是把它们完整地表述出来，陶行知是第一个。
100年前，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师从杜威等名师。
1917年回国后，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
10年后，他脱下西装革履，告别城市，来到郊区，穿上布衣草鞋，创办了晓庄乡村师范学校。
1927年1月10日，晓庄师范招生广告在南京各报刊正式刊出。
办学目标是：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报考资格栏提出：少爷、小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要来。
街头巷尾，人们看着这份特殊的广告，都觉得特别新鲜、有趣。
学校厨房被陶行知命名为“食力厅”，将厕所称为“黄金世界”，把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把礼堂称呼为“犁宮”……
晓庄的学生成长起来，便又到周围的乡村办学，每天去给农民和儿童上课。
这样的师范实践，使整个晓庄地区的山村，化作书声琅琅的大学校。
这是他的一个梦：“要从这里开始，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去改变一百万个乡村，从而使整个中国都富强起来。”
即便在最苦难的年代里，即便饱尝办学的艰辛，陶行知也从来没有放弃。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陶行知对这个苦难的民族崇高的师德独特的概括。
从此，这句话代代流传，成为激励无数教师的座右铭。
1946年7月25日凌晨，彻夜工作的陶行知在上海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享年55岁。
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育才学校。
那一天，学校的铃子一直打，一直打，打了十分钟，打了十几分钟，打了二十分钟……学生们、教师们，全部哭成一片。
他下葬的时候，送葬队伍络绎不绝。
他的灵柩从南京中央门抬到晓庄，棺上盖着一块红绸布，中间点缀着四个白色大字——人民导师。
近代中国危机多难，“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
他把生命置之度外，在晓庄师范被封后，拔出笔来，写下“捧着一颗心事，不带半根草去”的题词，勉励新安小学（陶行知于1929年6月6日创办的一所实验性学校）的师生们一定要坚持办学。
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开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女子教育之先河。
时至今日，以陶行知命名的“陶行知学会”和以“育才”命名的中小学校在整个中国遍地开花，陶行知被赞誉为“万世师表”、“当世一圣人”等，西方学者将其列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之一。
让我们从他的语录中，再一次感受教育对与人所将产生的重要作用吧。
人生办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英雄好汉。
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
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 寄语少年人， 莫将少年误。
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
爱情之酒甜而苦。两人喝，是甘露；三人喝，是酸醋；随便喝，要中毒。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
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
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
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
人人都说小孩小，小孩人小心不小，你若以为小孩小，你比小孩还要小。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
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人物轶事
陶行知，原名文浚，他生前深受明代教育家，心学创始人王阳明的影响，奉行“知行合一”学说。
胡适建议说，你善于颠倒概念，为何不叫“陶行知”呢。
胡适则自己把“胡适之”的“之”去掉。
从此， 将“陶知行”从此更名为“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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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节选自2016年7月24日《中国教育报》“人物”版 作者：高毅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