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钢老师在“精英日课”发布“周末小议”，题目是“问熊逸：国学的三个问题”。

第一问：所谓‘国学’，到底是对全体人类都有价值的通用的学问，还是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风俗学问？

第二问：中国文化中有哪些仅仅是历史遗迹，有哪些对现代社会仍然有用？

第三问：我们对中国文化是不是非得“仰望”，我们能不能站在现代的高度，“俯视”国学。如果一直仰望，怎么能发展呢？

三个响当当的问题，配合着万老师精心设计的提问场景，引发了一场群情雀跃。大家的目光都看向熊逸书院，不知道熊逸为什么还不出面回应，难道熊老师比熊孩子更讨厌？

且慢，熊只是身形笨拙而已，终于还是慢吞吞地来了。

（1）熊来了

话说熊逸懵懵懂懂地听完了问题，眯起眼睛，侧起耳朵，迟疑着说：“万同学，你最后那段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就是‘非得’什么、‘格局’什么，我！听！不！清！”

只见万维钢好整以暇，朗声说道：“非得有个格局远大之人，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究经典之际，通中西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读过熊逸老师很多本书，我看这个人，非熊逸老师莫属……”

全班同学振臂高呼：“熊逸老师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停！奉承话我不要听！”熊逸大手一挥，脸上浮现出慈祥的笑意：“不过，很久没听到如此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观点了。”

等喧哗与躁动慢慢冷却下去，熊逸这才慢条斯理地说：“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创建于中世纪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今天还在。如果大家在‘得到’专栏听过‘卓老板聊科技’这个节目，那么一定知道那就是卓老板的母校。这所大学原本是由学生主导的，他们会和教师签订协议，要求教师必须在下课铃响起后的一分钟内把当堂的课业讲完，否则就要扣钱。如此美好的传统，我们应当继承。”

说罢，熊逸按了一下遥控器，打响了下课铃。他在铃声中慢条斯理地说道：“感谢万同学的总结陈词！非常精辟！”

万维钢惊愕地声辩着：“我那不是总结陈词，是问题啊，问题！”但是，他的声音被湮没在新一轮的喧哗与躁动里，如同飓风中的一根蛛丝徒劳地想要羁绊住负心而去的恋人。那时正值夕阳西下，熊逸老师虽然渐行渐远，但他那投向身后的伟岸背影恰似林冲在山神庙里见到的低锁彤云，从万维钢的全世界隆隆碾过……

多年之后江湖传说，那一刻有一位花满楼一样的“有不同方式的能力的人”（differently abled）听到了某种极细微的玻璃碎裂的声音。

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是“有不同方式的能力的人”？那么，请看万维钢“精英日课”第015号《委婉语如同内衣》。^_^

以上只是玩笑。“万同学”以同学身份出现，是一种微服私访，是大人物的一种小情调。我们其实应该尊称他“万老师”才对。

我虽然比万老师年长，但在“得到”的辈分最低，以至于无论是排“四大天王”、“八大金刚”，甚至“十三太保”，都排不到我。我出道的时候，万老师已经名满天下、只手遮天、门人弟子遍布朝野，眼看着就要“加九锡”了。这让我在“得到”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只能争取做个颜值担当吧。所以万老师能来提问，摆出如此认真而宏大的问题，实在是对新人的热心提携，全然一派前辈高人的风范。最近几天，吴军老师、李笑来老师、薛兆丰老师、刘润老师，各位前辈名宿都对我这个新专栏做了宽厚的推荐，在此一并感谢！

一鞠躬！

二鞠躬！

就不“三鞠躬”了，免得给人不好的联想。^_^

（2）无法共鸣的沮丧感

现在，我来认真回答万老师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真的都够刺激啊。

万老师说：“作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我们从小到大，大概有两个沮丧，也可以说是变成熟的时刻。第一次是本来你考试成绩比同班的小伙伴都好，感觉自己特别聪明，直到真正读了好书，才知道有些特别厉害的人物，他们的智慧是自己一生都无法达到的。”

嗯，坦率地说，大家真的都有这种沮丧吗？

万老师这分明就是低调的自夸。对这种学霸独有的体会，我其实完全无法产生共鸣。好吧，我这种沮丧才是真正的沮丧啊。

万老师的这种沮丧从何而来呢？很简单，来自攀比心和自我优越感，这是基因自带的生存优势。基因的变化赶不上文明的脚步。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洪荒时代，我们的祖先只需要在几十人的小社群里协作求生，他们只需要和身边的极少数人攀比。但是，文明发展了，有了大都会，有了印刷术，有了互联网，像万老师这样心高气傲的人，不但要和全世界的一流高手攀比，还要和古往今来的顶尖智者攀比，这种心情，就像我今天要在“得到”上和万老师攀比一样。我眼巴巴看着他那么好的见地，那么多的粉丝，我虽然要在脸上挤出来一团和气，但心里早巴不得找几个流氓弄死他。^_^

说句题外话，我们对“正义”的观念，其实就萌生于这种并不太光彩的心态。所以，“正义”从来都是模糊的、非理性的、不确定的，而任何抽象的、规则化的正义理论——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由主义的行为通则，康德的绝对律令，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都不可能自圆其说。我在《正义从哪里来》（原名《谋杀正义》）这本书里做过很细腻的分析，值得一看。昨天在专栏的留言里看到有人提到这本书，我还是很欣慰的。

（3）内群体偏袒效应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万老师的“第二个沮丧时刻”：“第二个沮丧时刻就比较严重了——是你某一天终于意识到，中国文化有可能并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

这样一种沮丧，在攀比心和自我优越感之外，还有群体认同感的缘故。人是群居动物，即便像我这样深居简出、特立独行的人，也不可能彻底摆脱群体认同的需要。庄子那种“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境界，听上去高远玄妙，令人膜拜，其实太反人性，猫做得到，人做不到。

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而是天然就被嵌套在许许多多的群体当中。作为中国人，我们需要对中国有自豪感。作为河南人，我们喜欢把“快刀青衣”这样的河南籍高人挂在嘴边。作为北京西城区人，我们会拿轻蔑的口吻谈论南城，让《城南旧事》成为笑料。这是每个人在基因里自带的情感模式，是我们的天性。由这种天性既可以衍生出爱国主义、乡土情结，也可以衍生出夜郎自大、地域歧视。前者和后者，并不像字面上那样泾渭分明、正邪不两立。

我们可以走上大街，随便拉一群人，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每个人很快就会对本组的同伴产生群体认同，对另外一组人产生陌生感和抗拒感。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内群体偏袒效应”。假如你就是某一组里的一名成员，而且像万老师一样三岁让梨、五岁砸缸，你的聪明才智终于使你克服了情感的干扰，发现在对面的那一组里，吴军和李笑来正在畅谈天下大势，薛兆丰和李翔在聊经济学原理，刘润站在“5分钟商学院”的门口，笑嘻嘻地问你：“你的部门，有必要存在吗？”还有人挂出了“槽边往事和菜头”的专栏招牌，而罗胖正站在招牌底下，渊渟岳峙地指点着：“‘往事’和‘和’和‘和’和‘菜头’的字间距太小了，要调整一下。”

“好高深的语言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吐火罗文？”你正在喃喃自语，老浦逛了出来，扔给你一本古色古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笑嘻嘻地说道：“那是西夏语，拿这本书来查。”

你哪还有心思查书呢，只是左看右看，看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再看看自己这组人，都在墙根底下黑压压挤成一团，除了斗地主的就是给斗地主支招的，只有熊逸飘然出尘，和傻丫儿玩跳皮筋呢。

你一直以为斗地主是天下最高深的学问，它不但要用到概率论和博弈论，还需要葵花宝典的武功——因为一旦起了争执，总是会打起来的。现在你的眼界开阔了，于是也就苦恼了，迷惑了，沮丧了。当然，熊逸这时候会来安慰你说：“我早就看出你非同凡响，早晚会甩开那些人的。”

你黯然点头，然后熊逸说：“来吧，跳皮筋才是人间正道！”

那根皮筋早已经磨毛了，看来人间正道果然是沧桑啊。

（4）大局观和新视野

认真说来，眼界越窄，排外心理就越强。即便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比如在吃豆腐脑浇卤的地方，会觉得吃豆腐脑放白糖是粗鄙无文的蛮夷行径，当然，反之亦然。人的口味主要是由母亲在怀孕时期的饮食特色造就的，其次是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倒也没有客观上的高下优劣之分。但是，智能马桶和秫秸秆儿，手机和大嗓门儿，孰优孰劣，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有一致的标准。

所以，站在今天来看，西方的物质文明超过中国，这是没人可以反驳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每家每户用到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上下楼要坐的电梯，上下班要坐的汽车，哪一样都不是中国本土的发明，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因此而沮丧的人显然不多。即便是文盲老太也有一种大局观——当然不是何帆式的大局观（^_^）——即便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隐隐然也知道这些科技都属于“人类文明”，不分国界。

用“大局观”看问题，想象一下正有外星人入侵地球，那么我们和所有的外国人，或者说是“洋鬼子”，转眼间就变成了同一个群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站在更高处反观原来的问题，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这是庄子的办法。但究竟站在多高才合适，这往往不是个人能够控制的。如果当你站在宇宙的高度，觉得地球这一粒小小尘沙存在与否都无所谓，那么你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了。

换个角度，让我们想想西方的物质文明从何而来，这才是真正伤感情的问题。这就像我们探究圆滚滚的果实从何而来，注定会顺藤摸瓜地找到枝条、主干、树根和土壤。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政治结构的特殊性、文化根底的特殊性，所有这一切，都是土壤和根茎之类的东西。洋务运动注定没有后劲，道理就在这里。

这就一定让人沮丧吗？士大夫阶层一定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操守才能保持尊严吗？其实倒也未必，因为更大的“大局观”可以轻易冲垮这样的沮丧情绪，比如，马克思主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我们喊出这样的口号，请注意，群体被重新划分了——旧有的国家、民族的属性被排列在阶级属性之后，所以我们不觉得马克思是“洋鬼子”，反而把“孔老二”当成阶级敌人，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看嘛，沮丧与否，取决于你的群体认同，而群体认同是可变的，既可以主动地变，也可以被动地变。换言之，内群体偏袒效应永远在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先天的认知模式，我们注定都有着帮亲不帮理的心理倾向，这是可以克制，但不可消弭的。然而，究竟哪个群体才是你的“内群体”，或者说你究竟属于哪个圈子，这就没有一定之规了。

万维钢同志在资本主义世界待得太久，马克思主义情操显然淡化了，所以才会沮丧于“中国文化有可能并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马克思主义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这就够了。万维钢同志，请！你！反！省！

是的，对东西方文化的划分，只不过是太纠结于“内群体”的结果。如果把“群体的界分标准”换成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或者其他什么分类法，那么东方和西方的边界也就自然消失了。^_^

（5）熊的手机是iphone7

说回国学，我认真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

国学和手机有什么关系呢？别急，请容我慢慢道来。

我用的手机是iphone7，是的，有点丢脸。某个朋友发现了这桩奇事，特地问我：“赶时髦？这不像你！到底怎么了？”

我想当天他一定到处寻找反常现象，看看冬眠的蛇有没有出来活动之类的，然后收拾好行李，准备举家远遁。我当然不赶时髦，只是有不得已的缘故。因为我在偶然中发现，在苹果商店里可以订阅一些国外期刊，于是我订了《科学美国人》，还有BBC的《音乐》，诸如此类，甚至还订了《科学》，虽然多数论文我看不懂。大家不必效仿，因为订阅和下载的过程实在太折磨人了。

这一方面说明，对于文化的孰优孰劣，何必要有执念呢？就像我们吃饭，完全可以自自然然地选择西餐、越南菜、日本料理，品尝世界各地的美味。以我个人而言，音乐爱听西方的，尤其是古典声乐。我还会弹古典吉他，如果我的专栏需要背景音乐的话，我可以自己弹上一段。但我非常不喜欢民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绘画，我也更喜欢西方的油画，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作品。建筑，我喜欢意大利花园胜过苏州园林。古典戏剧，我喜欢莎士比亚胜过汤显祖。吃遍天下美食，何必执着彼此？

那么我们来看看万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所谓‘国学’，到底是对全体人类都有价值的通用的学问，还是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风俗学问？”

我们可以把问题里的“国学”替换成“牛排”、“日本料理”、“巴西柔道”，问题也就自然消解了。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不曾这样简单消解，是因为很多人有太强的推广国学、以国学对抗西学的执念。我们不妨想想看，牛排就从来没有这样强势过。中国有人发现牛排好吃，把西餐厅慢慢开起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家想吃中餐的时候去中餐厅，想吃西餐的时候去西餐厅，心里不会有那么多道德和情感的纠结。

如果请古人来发言，他们一般会说“真理只有一个”。但也不乏例外，比如《黄帝内经》会说：“我难道不就是一个地方性的风俗学问吗？”没错，《黄帝内经》发现中国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这个观察本身并不错，现在我们的初中地理课本也这么讲，但在《黄帝内经》看来，地势的西高东低也就给天地分出了阴阳：地势以西北为高，所以西北方向的天就不足，是为阴，对应在人的身上，人的右耳不如左耳灵，右眼不如左眼明；地势以东南为低，所以东南为阳，对应在人的身上，人的左侧的手足就不如右侧的强。

为什么会这样呢？《黄帝内经》的解释是：“东方为阳，所谓阳，精就往上走，结果就是上明而下虚，而人的耳目在上，手足在下，所以耳目灵光而手足不便；西方属阴，所谓阴，精会向下聚，结果就是下盛而上虚，所以人的耳目不便而手足好使。如果这两种人都受到了邪气的侵犯，表现在身体的上部就会右边比左边严重，表现在身体的下部则相反。”

这套医术似乎真的不适合其他国家，除非那里也是西高东低的地形。

如果请外国人来发言，他们其实也会发现“国学”的普世性，比如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这本书里讲到：

M•格里奥莱文章的结论也引出了同样的方法论问题。他简要地谈到需要对多贡人与博佐人的联盟进行解释，“因为在这种群体联盟制度中，双方享有共同权利，承担着对权利起补充作用的义务”。他在“多贡人抽象观念的基础中”找到了解释。“事实上，关于世界的起源，其标志一直就是事物的二元结合。世上万物都应是成双出现的。”因此，这是根据多贡人关于孪生的观念所作的个别解释。

两个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可以发现。最著名的例证是北美、南美、美拉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半偶族组织。描述这种两个群体联成一个社会的二元结合的最常用的方法是运用一对对立，如天与地、战争与和平、红与白、土与水、土狼与野猫、鹰与乌鸦。因此，其基本的观念是对立的统一，如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所表述的那样。在中国人的哲学中，则将其更精巧地表述为阴和阳；阳与阴是指男人与女人、白天与黑夜、夏天与冬天、积极与消极等等，他们断言，要构成统一与和谐（tao道），就必须使阴阳结合，如同夫妻之合，或冬夏之合为一年。

看嘛，连“阴阳”这种观念都不那么独特。

至于我自己的态度，可能是因为天性凉薄、又总有一种局外人之感的缘故吧，所以并没有万老师的这些纠结。我对传统经典虽然有着浓厚的趣味，但我毕竟是个现代人，同样渴望现代社会中的新知，并且以新知回望古典。人类的知识总是进步的，尽管进步总是曲折的。我喜爱传统的经典，正如考古学家喜爱东挖西掘，为一点点发现而激动万分。但是，考古学家的家里，一定用的是新版的智能马桶，而不是古代的粪坑和策筹；他可以复原出古代的孔明灯，但现实生活中的沟通还是要靠手机和互联网。同样的，翻出二十年前的“大哥大”，循着技术和社会的脉络，一步步看清今天的手机从何而来，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即便“大哥大”还可以正常使用，我们也会舍“大哥大”而取智能手机者也。

刻意发掘“大哥大”在今天的实用意义——无论是发掘它的“高级功能”还是“低级功能”，实在很无必要，至少会是一桩事倍功半的事。那么，对于万老师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中有哪些仅仅是历史遗迹，有哪些对现代社会仍然有用”，我其实可以偷个懒，不回答了。即便在西方世界，也不会有什么人很执念地要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

于是有一个值得反问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有用”呢？对“有用”的执念，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国学思维。我写过一本解读《人间词话》的书，介绍过王国维如何在追求“有用”的国学氛围里反其道而行的学术路径。容我大段摘引一下：

（6）“无用”与“无用之用”

这是一个“日蹙国百里”的悲伤时代，大清帝国里那些满怀爱国主义激情的有志青年总是以实务类的学科为第一选择。但是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真不知道对这个风雨飘摇的老大帝国会有什么好处？

洋务派元老张之洞还在孜孜不倦地鼓吹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识形态最高纲领，似乎中国落后的只是技术而已，而意识形态依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随着走出国门的学子越多，随着世界的面貌被国人看到的越多，张之洞的市场也就越小。张之洞的反对者们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技术的落后，根源在于意识形态的落后，大清帝国只有率先从意识形态做出根本性的变革，那么技术也好，经济也罢，不待改善而自然可以改善。所以青年学子若留学国外，政治学、法律学才应该是首选的学科。

这两种论调无论孰是孰非，至少都是容易被人们理解的，唯独王国维的选择过于极端了些。为什么一定是哲学呢？哪怕是文学也好，至少可以像鲁迅一样以笔墨为刀枪，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横扫千军如卷席。哲学分明是一门距离现实生活最遥远的学科，研究任何一个哲学命题都不会比天文学家研究一百亿光年之外的某颗星球对我们的衣食住行影响更大。除非王国维是一个彻底漠然于时务的人，仅仅出于兴趣而躲在象牙塔的塔尖里自成一统。

和平时代的确会产生这样的学者，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几乎没有人可以置身局外，王国维当然也不在例外之数。他有自己一套特殊的想法：意识形态实为经济、技术之根基，以落后的意识形态追求先进的经济、技术注定事倍功半，然而意识形态也有自己的根基，那就是号称无用之学的哲学；中国之所以在技术层面上落后于西方，正是因为中国缺乏哲学传统，凡事皆太重实用所致；若想对这样的国民性做根本之改良，就必须以哲学来纠偏补弊。

这样的论调是会彻底激怒民族主义者的，他们既无法从感情上容忍，也同样无法从理性上接受：凭什么讲中国缺乏哲学传统呢，我们有儒家、道家、法家，有孔子、庄子、韩非子，有《十三经注疏》、《性理大全》、《近思录》、《传习录》，一个人究竟要数典忘祖、丧心病狂到何等地步，才可以对凡此种种的思想成就一概视而不见呢？张之洞就曾以不以为然的态度讲过：西方有哲学，我们有经学。

黑格尔提出过“中国无哲学”的观点。倘若他对中国有足够了解的话，想来也不会改变这个观点，至多只会做一些细节上的修正而已。

诚然，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来看，中国思想史上能够称之为哲学的内容实属凤毛麟角。中国人是极重实用的，自先秦诸子以来，种种貌似哲学的学说实则不过是给世道人心开药方罢了，无论怎样深究天人之际，最后总要太快地落到功用上来。即便在科技领域，也往往只在意技术进步而无心于基础科学。若以严格的标准因名责实，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不妨更名为《中国思想简史》，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亦不妨更名为《中国技术史》。而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开宗明义便是一门无用之学，衣食无忧的贵族阶层借此来彰显自己的高贵。换言之，哲学原只是有钱有闲者的一种炫耀性消费而已。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曾为水与钻石的悖论困惑不已：“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钻石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这个悖论其实易解：价值与实用性根本无关，人类天生喜欢做炫耀性消费，而越是稀缺性强、实用性差的东西才越有炫耀意义，钻石恰恰二者兼备。至于哲学，完全是和钻石一样的东西。

哲学比钻石更具炫耀意义，毕竟钻石可以被任何一名暴发户随便买到，然而哲学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需要在不事生产的悠游岁月里慢慢打磨。古希腊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以这样的闲暇姿态来探索哲学世界的。耗时耗力越多而实用性越少的事物总是更有炫耀价值的，倘若你问及了一点实用性，那么你无疑是在羞辱这些高贵而敏感的人。

在古希腊的哲学世界里，就连几何学也刻意标榜自身的非实用性。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讲过这样一则故事：“欧几里德几何学是鄙视实用价值的，这一点早就被柏拉图所谆谆教诲过。据说有一个学生听了一段证明之后便问，学几何学能够有什么好处，于是欧几里德就叫进来一个奴隶说：‘去拿三分钱给这个青年，因为他一定要从他所学的东西里得到好处。’”

罗素为这则故事所做的评论可以使我们十足窥到王国维的思路：“然而鄙视实用却实用主义地被证明了是有道理的。在希腊时代，没有一个人会想象到圆锥曲线是有任何用处的；最后到了十七世纪伽利略才发现抛射体是沿着抛物线而运动的，而开普勒则发现行星是以椭圆而运动的。于是，希腊人由于纯粹爱好理论所做的工作，就一下子变成了解决战术学与天文学的一把钥匙了。”

哲学的无用之用亦出于同样的道理。哲学一词在希腊语中的原义是“爱智之学”，表示这门学问仅仅是为了满足高雅的智力趣味而存在的，别无任何实用性的意义。而这样的学术传统在西方世界一以贯之，直到近现代才稍稍有了一点改变。

所以哲学史上有一种非常显见的现象，即哲学家们往往只是在理论上相信自己的理论，却不愿或不能在生活中践行之。例如休谟，这位以强悍的论证动摇了因果律的可靠性，击破了十八世纪的理性精神，并将康德从旧信念的迷雾中唤醒的伟大哲人，在现实生活中却也只如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般地诉诸理性，依据因果。倘若我们以知行合一为标准来质疑他的理论，他一定会给出那个他早已经准备好的回答：研究哲学对某种气质的人来说是个惬意的消磨时间的方法，除此之外没有研究它的理由。

叔本华的哲学与人生表现出更强烈的反差，这个宣扬悲观主义与禁欲哲学的人一直过着某种讲究得略嫌奢华的生活。甚至直到晚年，他的功利心和竞争欲也丝毫不逊于今日职场中的钻营之辈。王国维若以源自孟子的“知人论世”之道来理解叔本华，很可能就不会有这部《人间词话》了。

中国传统总是实用主义的，即便时到如今，人们热衷于理解哲学或貌似哲学的心灵鸡汤，出发点也总是希望对当下有益：或用以平衡心态，或用以强大心志。这是一种U盘式的拿来主义：只有即插即用才是好的。这种阅读风气不免令人怀疑：我们究竟比那些晚清遗老进步了多少？

哲学偏偏不是U盘，反而更像是二进制运算法。小穆勒对哲学的一句说明恰恰与上述罗素对几何学的评语很有些异曲同工之妙：“表面上似乎同人们的实际生活和表面利益相去甚远的思辨哲学，其实是世界上最能影响人们的东西。”

如果不惮粗浅之讥，将社会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哲学、意识形态与技术的关系便近乎于树根、树干与树叶的关系。枝繁叶茂是触目可及的繁华，但是，若仅仅在枝叶上注射养料以期待枝繁叶茂的结果，这结果分明不待尝试便可预见。

但是，也许只有王国维一般殚见洽闻的人才有如此的预见力，这或多或少要归功于他受旧学影响较浅的缘故——当然，是和张之洞那些人比，不是和我们来比。“清谈误国”是中国历史上一句以惨痛代价方才获得的政治智慧：魏晋清谈声尤在耳，那些大族名士岂不正是不理世务，以谈玄论道打发高雅浮生的么？难道此风还当再现，只是清谈的内容换成西方哲学吗？

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质疑，只不过忽略了魏晋名士与西哲先贤的一点不同：前者毕竟是在尸位素餐之余来谈玄论道的，霸占着行政职位却毫不理事，即便将清谈改成其他娱乐方式，亡国也是免不了的。一言以蔽之：误国其实不是清谈应负的责任。

1903年7月，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了一篇《哲学辨惑》，反击张之洞抛出的“哲学有害无益”论，阐述哲学的无用之大用。这篇文章，似乎在今天看来亦不失其时效性。

（7）极端之见

再来看看万老师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对中国文化是不是非得‘仰望’，我们能不能站在现代的高度，‘俯视’国学。如果一直仰望，怎么能发展呢？”

万老师的心里肯定已经有了答案，我对万老师不曾说出的答案深表赞同，非但赞同，而且我的看法还要更极端一些。

这个极端之处就是：国学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呢？

假如我们生在西方，我们当然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哲人，他们的著作是奠定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我们当然会去研究他们的学术，但我们真的会想“发展”他们的学术吗？今天的医学院还会教学生背诵希波克拉底誓言，但谁会想要“发展”希波克拉底的医术呢？

探究我们身上的文化基因，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何以如此，我们向何处去。我们像农夫一样生活，有的人只盯着麦穗，有的人却还想了解土壤。

（8）我爸爸比你爸爸强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国学的“仰望”未尝不可，这就像一个人既然有信仰上的自由，为什么就不可以信仰国学呢？

给心理找依托，找靠山，这是人的天性。或者可以这样来说，宗教性就是人的天性。哪怕胡乱相信一点什么，心里也会踏实很多。这番道理，万老师专栏第006期《表现出热情，别人才会相信你是真干》其实已经讲到了，只要稍稍引申一下，就可以解释国人对国学的“仰望”之情。

万老师在问题里说：“如果有什么学问非得跪着学，我看那不是学问，那是宗教。中国过去这几十年，因为国学出了大名的，有一些人很不争气。有的寻章摘句，有的心灵鸡汤，有的装神弄鬼。”这话说得掷地有声啊。万老师觉得国学不该是宗教却变成了宗教，所以值得批判。容我借用拜伦赞颂吉本的诗句来赞颂万老师：“他精炼武器，笑里藏刀，用肃穆的冷笑笑倒了肃穆的宗教。”但是，这是精英思维。像万老师这样怀有精英思维的人有多少呢？截止到此时此刻，我竟然只发现了89164人！^_^

对的，这是《精英日课》的订阅量。尽管这是一个令人眼红的数字，但比起全中国的人口基数来说，简直九牛一毛。^_^

这虽然是玩笑话，涵义却并不那么玩笑。

在《精英日课》的发刊词里，万老师区分出“精英”和“普通人”的许多特质，其中有这样一组对比：“精英注重个人选择和自由，而普通人认为别人应该和自己一样。”我愿意把话说得更直接一点：“精英注重个人选择和自由，而普通人喜欢很有限的个人选择和很有限的自由。”

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我们基因里烙印着的奴性。做奴隶真的那么可厌吗？其实并不是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奴隶，他们往往乐在其中。至少奴隶制是治疗选择障碍的灵丹妙药，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一定都有同感吧？女生出门前挑选一身合适的衣服——这样搭配，那样搭配，这个和那个不搭，那个和这个不搭，这双鞋子昨天穿过了，不能连续两天重样，等等等等。如果她卖身为奴，只能穿主人规定她穿的衣服，所有的纠结就都没有了。^_^

更重要的是，奴隶可以有个主子做靠山，这是很愉快的心理体验。如果我们觉得与人为奴有伤尊严，做神的奴仆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嘛。

即便当神的光环陨落，拥有了自由的人们却往往逃避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是一种“不安全”的状态，而弱小的人类在天性上就是需要“集体”的。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里有过这样的概括：“……极权主义运动吸引着渴望逃避自由的人们。现代人获得了自由，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渴望逃避自由。现代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却没有能够自由地在理性与爱的基础之上营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于是，他便想以顺从领袖、民族或国家的方式，以寻求新的安全感。”

越是“普通人”，越是需要神，需要靠山，需要领袖，需要偶像，这四者异名而同实。作为群居动物，奴性显然是一种生存优势，让我们能在不明所以的时候就自动自发地围拢在强者身边，而那些特立独行的“精英”——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很容易被严苛的生存环境淘汰。万老师强调的精英思维，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才会闪光的东西，需要以脆弱的理性抗拒强悍的本能，这很辛苦，能坚持下来的人注定不会很多。

普通人身上不但奴性更强，还会更加在意自己的社群标签。社群就是神，就是靠山，就是领袖，就是偶像，就是给他们提供精神力量的源泉。一个人举着社群标签拼杀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上，就像球员带着亲友团到世界各地打比赛一样，无论身在何方都能获得一点“主场优势”。那么，在缺乏西方式宗教传统的中国，许多人以国学为宗教，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我们在学术系统里看国学，当然会对它的宗教化感到荒唐，但是，正如我自己专栏的发刊词标题“跨界读经典”所说的那样，让我们跨个界，把国学的宗教化当做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它，就会对荒唐感到释然，并且多了几分别样的感受。

人的宗教性是永恒且普世的，有神就会拜神，无神就会造神，当然还需要自己的神比别人的神厉害才行。所以道教编出《老子化胡经》，说佛陀不过是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化身而成的，佛教说孔子是儒童菩萨，儒家说道教是虚妄，佛教是夷狄。这种心态可以一言以蔽之：“我爸爸比你爸爸强！”小孩子的话里最能体现出人性的本真。

国学很有“厉害爸爸”的潜质，所以很容易被披上宗教的外衣。这些潜质，我就不想一一列举了，这里只谈其中的一点，那就是古汉语的模糊性。

我为自己的专栏已经储备好很多期的内容，其中讲《大学》的那一期里，有一节的小标题是“语言限定了思辨的边界”，我就顶着“剧透”的骂名，摘引两段出来好了：

（9）语言限定了思辨的边界

中国走进宋朝，毕竟文化水平提高了，儒学就开始向着思辨哲学的方向发展了。但古汉语并没有进步太多，用古汉语来搞思辨哲学，就像用泥瓦匠的工具来修理手表。今天我们能写严谨的思辨文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晚清、民国那些翻译家。现代汉语里那些状语从句、被动语态等等，都是当年的“翻译腔”带过来的。

最适合古汉语的文体是诗歌，最能写出朦胧的韵味，比西方语言强一大截。

欧美学习中国古诗，兴起过一个意象派，虽然也有好作品，虽然也能在当年的诗坛上刮起一阵旋风，但和中国古诗的佳作一比，好像天生就带残疾似的。这是因为英语的语法结构太精确了，天生就朦胧不起来。这方面的内容，等我今后讲到诗歌的时候再展开谈。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宋诗赶不上唐诗，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宋朝人就连写诗也喜欢说理，这就等于舍长用短，看上去总感觉有点勉强，只有少数高手才能应付裕如。而用古汉语来作哲学思辨，就像用英语写意象派诗歌一样，勉为其难。我只举一个小例子：“无极而太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的理学命题，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无极生出了太极，还是说无极就是太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就连第一流的学者也搞不清，在理学阵营内部就说不清。

（10）从吓人的书名看逻辑传统

还有一段讲欧洲中世纪大学课程的内容，也不妨剧透出来作为对照：

在贸易兴起的时候，算术和法律就变成了热门。博洛尼亚大学就是以法学著称的。还有一门学科被高度重视，但我们今天很难理解，那就是逻辑学。逻辑学耗时耗力，学下来需要很多年，巴黎大学的逻辑课要求学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逻辑学著作。当时的逻辑学就像今天的基础学科一样，不管你以后要专攻医学、法学还是神学，如果打不好逻辑学的底子，一切都是白搭。

我第一次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很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以前看西方著作，总是不理解那些书名为什么两极分化。小说题目一般只是主人公的人名，比如《奥利弗·特维斯特》，中国人看不惯，要翻译成《雾都孤儿》。后来才知道这是《荷马史诗》的标题传统，《伊利亚特》、《奥德赛》就是这样的。但另一方面，西方论说性的著作，题目极其繁琐。我们先看一下中国人取的题目，比如《大学章句》、《大学衍义》、《大学问》，然后我们再看西方的书名：

《国富论》，好像言简意赅，但这是中译本的简化，人家原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再比如《乌托邦》，这同样是中国式的简化，原名有点可怕，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再看《物种起源》，原名更吓人，是《物种通过自然选择或在生存竞争中占优势的种群得以存活的方式的起源》——这是我从英文书名直译过来的，如果采取“信、达、雅”的标准，就必须断句，再重新组织语言。还好原书会把“物种起源”几个字印成大号、加粗，算是对读者最大限度的体谅了。

这就是高度重视逻辑学的后遗症，从中看得出，他们为了精准的表达、规范的描述，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种语言的麻烦当然就是累赘，而优势也很明显，就是准确，并且便于交流。

中国也有过逻辑课，不过都是在佛教寺院里，是来自印度的因明学。佛教僧侣经常需要辩论佛经义理，这就需要大家都遵守一致的逻辑规范，否则很容易鸡同鸭讲。但中国人不很重视这个，古汉语又确实不适合逻辑思辨，所以因明学也没有发展很久。

中国人不大讲究逻辑，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语言的制约。所以金岳霖当年提出“逻辑救国”这个口号，倒也不算荒唐。金岳霖的著作，以缜密的逻辑逐层推导中国传统哲学那些“无极而太极”的模糊概念，是一项难能可贵但费力不讨好的事业，所以他的学术远不如他和林徽因的关系那样脍炙人口。

话说回来，古汉语的模糊性很容易使现代人在似懂非懂间萌生敬畏，又有太大的解读空间。有了这两点，宗教性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11）要不要把希波克拉底和扁鹊的医术发扬光大？

万老师讲：“国学不是吐火罗文，国学不是《弟子规》。国学不应该仅仅是EMBA培训班上老板们的饭局谈资，国学更不应该仅仅是附庸风雅的中产阶级培训小孩的另一项才艺。”其实我倒觉得，国学可以是吐火罗文，可以是《弟子规》，可以是谈资和才艺，这都无妨。这就像跆拳道原本是格斗技术，但时代变了，它不妨变身为体育运动或礼仪训练。至于国学能否成为万老师所推崇的“治国者”的学问，我倒觉得没必要做这种事倍功半的事情，这就像我们守着三甲医院，没必要发扬希波克拉底和扁鹊的医术来治病一样。

但是，深入了解“希波克拉底”和“扁鹊”的学问，可以使我们对许多貌似古怪、荒唐的历史和社会问题明白一点“为什么”，从此不再“莫名惊诧”了。

万老师说：“国学对应的应该是西方的“自由技艺（liberal arts）”，是能让人做事更有分寸，解决问题更有办法，获得真正自由的学问。”这种对应，恰好我在“熊逸书院”第八周的文稿里仔细写到过，只不过我对“自由技艺”使用的译名是“文科七艺”。这两种学问，在它们各自发展起来之后，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景观：从出发点到教育结构，竟然处处都是反的。“文科七艺”发展为技能教育，恰恰属于“君子不器”的那个“器”。而国学“君子不器”的精神貌似居高临下，但国学教育早在古代就面临了一种很严峻的读者错位和社会背景错位的问题，所以才会越变越奇怪。这里我就不仔细讲了，请大家等到专栏第八周吧。

我的回复就到这里吧，还有一点小尾巴留到下次再说，不然真怕累到大家了。铺天盖地讲了这么多，貌似有一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气概，希望没让万老师见笑。最后，对万老师的鼓励和帮助再次致以诚挚的感谢！祝万老师仙福永享，寿与天齐！^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