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皇帝的后妃,俗言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提法,其实这只是一种泛泛之谈,皇帝后妃的编制历朝历代虽大略近似,然而在名目上和数量上并不相同。
民间所谓的三宫,一般是指后妃居住的中宫和东西两宫,其实这是明清以后的体制,三宫最早乃是指诸侯大人所而之处、而天子后妃所居乃曰六宫。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李贺《贝宫夫人》中的\'六宫不语一生困,高悬银(片旁)照香山",所言"六宫"皆指后妃,而不是专指皇后。明以下遂泛称后妃为三宫六院。
所谓七十二嫔妃,不过是泛指皇帝后宫人数的众多,实际上皇帝后宫侍妾的数目远比七十二为多。《管子·小匡》即言:"九妃六嫔,陈妾数千"。《礼·昏仪》则言周代后妃制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可见早在诸侯时期,国君的妻妾已甚众了汉代的后妃爵列八品:即1.皇后,2.夫人,3.美人,4.良人,5.八子,6.七子,7.长使,8.少使。自汉武帝、汉元帝始,后宫三千嫔妃又扩至十四个等级。即1.昭仪,2.婕妤,3.(女圣)娥,4.容华,5.美人,6.八子,7.充依,8.七子,9.良人,10.长使,11.少使,12.五官,13.顺常,14.无涓,共和、娱灵、保林等。东汉时又化繁为简,六宫仅有皇后、贵人之称,其下只设美人、宫人、采女三等。这样算起来,至少也在一百二十余人。何况,皇帝可以宠幸任何宫女。
以清代宫廷制度而言,宫闱制度的真正确立是在康熙皇帝的时候,规定皇后居中宫,主内治,以下皇贵妃一人,贵妃两人,妃四人,嫔六人,分居东西十六宫,佐皇后主内治,嫔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俱无定数,随居东西各宫,勤修内职。
挑选秀女,三年一届,参加闺选秀女的年龄,多在十二岁、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秀女一旦被选入宫中,即为贵人,而最大的幸运就是可以被选作妃嫔。而没有被选入宫中的秀女,则可以自由聘娶。
为了防止皇帝劳累过度,制定了翻牌制度。电视剧上面演的是一位太监拖一个盘子,里面摆着很多写着名字的牌子,就听得太监细声细语地说:“皇上,请翻牌。”然后皇上看看这个,翻翻那个,最后选定一个。
但是我们可以做个假想,皇帝后宫大致有几百人。放在一个盘子里皇帝要选到猴年马月,这又不是抓奖,很明显,这些翻牌制度只是限于皇帝熟悉的妃嫔,如果不熟悉就是写上了名字皇帝也不认识,更没有其他的印象,成功率能有多少呢?要是皇上不熟悉的,全凭身边的太监给推荐,太监也会通过这一小小的权利收受嫔妃宫女们的好处。王昭君就是典型的没有给画师好处,所以才流落他乡的例子。
晋武帝司马炎。传说他有宫女9000人,自己坐上羊车,在后宫里溜达,羊车在哪位妃子门口停下,晚上就临幸哪位妃子。“羊车望幸”这个成语从此而来。唐玄宗号称宫女40000人,唐玄宗想了个好办法,那就是“天选”。让宫女“山花插满头”,然后放一只蝴蝶,看这只蝴蝶会先落在哪位妃子头上。就去临幸某个妃子。
除了翻牌制度外,太监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岗位,管理皇帝的生活起居,对皇帝什么时候临幸某个女人也有记载,并且对皇帝临幸女人的时间做了限制。一旦过了时间,太监就会在门外催促。电视剧中经常播放的镜头是,妃嫔沐浴过后,几个太监用被子包裹着赤身裸体的妃嫔放在床上,等待皇帝临幸的镜头。
当然,皇帝妃嫔的多少和特定历史年代有关。三国时期,曹操为魏王时,王后之下的妃嫔称号有五等:夫人、昭仪、倢伃、容华、美人。文帝曹丕增加了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五等。明帝曹睿增淑妃、昭华、修仪三等,废除顺成称号。蜀有贵人、昭仪,吴有夫人、美人,其余不详。但是大多数朝代,皇帝作为九五之尊都享有特定的男权主义,美女如云也习以为常。但是明朝弘治皇帝朱佑樘就是特例,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用实际行动实践男女平等的皇帝。朱祐樘在位十八年,享年三十六岁,葬泰陵,庙号孝宗,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他一生只娶了一个张皇后,从不纳宫女,也不封贵妃、美人,每天只与皇后同起同居,过着平常百姓一样的夫妻生活,实在不易。
不过,像弘治皇帝这样的毕竟是个例中的个例。作为帝王,恨不得将全天下的美女收揽在皇宫中,也不断宣泄着自己的淫欲。不管是什么朝代,皇帝的妃嫔都不再少数。不管用什么法子,皇帝可真的要累死了,许多妃嫔直到老死也没有被皇帝临幸过,可以初步计算下,一百二十人的话,每天晚上一个女人也需要四个月皇帝才可以睡完,何况真实的情况是,许多皇帝的后宫佳丽数字远远超过这个人数。哪也真的叫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难怪许多皇帝,英年早逝,还不是纵欲过度了呢?
作者简介:柳育龙,1988年生于西安蓝田,铁路工人。唐代著名诗人、书法家柳公权后裔。撰有文化专著《焦岱史话》《蓝田柳氏生甲公家谱》《家谱与寻根》《柳姓史略》《历代柳氏家训集释》《文化视域中的辋川图景》《历代蓝田作家群研究与评述》《病》三部曲等,诗集《行程记》,小说散文等各类著述10余部,主编书籍刊物近20余部(册),系中国诗歌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诗词学会、帝王陵文化研究会等会员。因常年在外打工,扛着麻袋辗转大江南北而被媒体誉为“扛麻袋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