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90年，汉武帝刘彻历时45年，倾全国之力，派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名将指挥汉朝军队对匈奴展开了多达15次的反击战。
经过这几十年，汉武帝将匈奴势力逐出了北方边境。虽然未能彻底解除中国北方边境的安全隐患，但是在讨伐匈奴的过程中，不仅夺回了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大了西域版图，迁徙百姓，发展农业，更是解除了匈奴对大汉尤其是都城长安的威胁，从而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那么，汉武帝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做出抗击匈奴的决定的？
一、汉初屈辱的和亲政策。
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元光元年之前，汉王朝向匈奴主动求和亲，以汉宗室女奉献匈奴单于。目的是通过暂时的屈辱，换取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是一种被动的、迫不得已的措施。
这种局势开始于汉高祖时期，刘邦亲率33万大军北击匈奴，结果被围困白登山。强大的匈奴和虚弱的西汉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刘邦听从娄敬的建议，主动与匈奴缔结联姻。
这是西汉与匈奴的第一次和亲。后来的惠帝、文帝、景帝继续执行这一政策。
据史料记载，这段时间汉朝前后共送出了10位宗室之女，给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等。
然而，被动的和亲政策和财物贿赂并没有彻底解决汉王朝北方边境问题，匈奴骑兵仍然不时来犯，甚至有时会威胁到京城的安危。例如汉文帝时，“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
二、汉武帝的政治主张从“无为”变“有为”，独尊儒术。
西汉初年，为了改变贫弱饥荒的现状，遵奉黄老的无为思想，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恢复农业生产。文景帝两代更是减轻刑罚和徭役赋税，这才出现了“文景之治”的景象。
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无为而治”的政策已经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如汉景帝时期的七王之乱，就是分封的诸王与“无为而治”的中央之间矛盾的爆发，经过三个月才平定了这次的叛乱。
另外，匈奴的进犯问题需要中央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
于是，最初由文帝时期的贾谊提出，后来武帝时期董仲舒升华了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思想被汉武帝采纳，并成为施政的核心原则。独尊的新儒术强调“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这对改变“无为而治”，实现“有所作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其中，对匈奴用兵，变被动为主动，就是“有为”政治主张的直接体现。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为了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巩固西部地区，两次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等由陇西、北地出击匈奴各部，深入河西走廊。于是，汉军越过焉支山一千多里，成功俘获匈奴浑邪王、相国、都尉等百余人，士兵4万多人，大胜而归。
汉武帝北击匈奴成功之后，西汉政府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经营管理，尤其是公元前60年设置的西域都护府，让这里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管辖。从此开通了连接中国、西亚、欧洲的商道“丝绸之路“，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此，汉武帝收复了全部河西走廊地区,并在那里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尤其是在此战前后的公元前138年、前119年，汉武帝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主动联合月氏、大宛等西域国家，争取抗击匈奴的后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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