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是一部主题严重“失焦”的电影。倘若主题失焦是一种基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设计的话，我必须承认我十分厌恶这样的美学。这样的美学产品或许精巧，就像是一个精巧的室内设计。可如果我看不到它与整个时代的“室外”气候的有意义的关联、以及作者借此“设计”而表达其对时代大气候的旗帜鲜明的态度的话，则这样的“室内设计”实在不足以吸引我的注意力。
电影叙述了一个家庭的种种非适应性问题围绕着作为摄影记者的女主人的“自杀”而展开。女主人的“自杀”据信是源于为了逃离丈夫的“无趣”而不断地跑到中东战场的前线去捕捉悲惨的画面。当然，她因此成名、却没能逃离自己的绝望。当我们这些观影者试图从中东这个历史大舞台与她的绝望之间找出某种深刻而富有启示的联系之际，电影镜头的“焦点”却摇向她那否认接受现实、沉浸网络游戏的青少年儿子，然后是其丈夫的新欢（也就是儿子的女老师）引发了儿子的强烈的攻击情绪。当然，最后小儿子接受了其母自杀这一“事实”，但我们这些观影人从这个小儿子身上看到的只是一个琐碎、常见、无关宏旨的“个案”。也就是说，我们没法通过电影给出的这个网络成瘾的青少年个案的镜头透视到其背后的消费主义时代的普遍设计及其意义。我们琐碎的生活中未经梳理的活生生的“个案”实在是太多了，又何必通过未经梳理的电影镜头去看另一个？
或许有人会喜欢这种“后现代主义现象学”般“只呈现不表态”的滑头美学，但我却极其地不喜欢。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节点之历史主题不再像薛定谔那被封闭于量子盒子中的猫一样含混不清了。众多的历史主题正戏剧性地显露出它的正负极性，“要小胡子、还是要大胡子”的历史抉择重新尖锐的摆在了人们的眼前，人们更需要从文艺作品中看到的是从天而降的照亮历史前程以及个人命运的灯塔，而非被掩藏在黑乎乎不见天日的锅盖中那精致的小资产阶级的呻吟！
这部电影的世界观基调无疑是现代虚无主义。抱持虚无主义世界观的人会拒绝到超乎经验世界的外部去找经验世界的问题的答案、即使在经验的世界里其实找不到答案。但那些虚无主义者会说：“我感受不到上帝或超验的、神圣的存在，我为什么一定要认为那些东西存在且关注之呢”？诚然，上帝或超验、神圣的存在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感觉得到，这就像一出戏剧的演员，当其沉浸在还比较舒服的剧情中时，他们有什么必要意识到编剧的存在呢？可一旦剧情转向，悲凉和残酷的体验像大雨般倾泻下来，这演员们就会立马想起那编剧来，且抱怨说：“你为什么要写出这样的剧本来折磨我呢”？我们时代的“剧本”的“剧情”正在转向，我算是那种强烈感受到这种转向且提醒人们不妨关注关注“剧本”和“编剧”的人之一。不过由于我说话的声音过于直接而粗暴，破坏了许多人的舒服感因而遭至不满。他们会说：“即使你的提醒是真的，你又不是编剧，你改不了剧本，你瞎嚷嚷什么？”但我还是要嚷嚷，因为如果所有的演员都意识到那“剧本”的恶意，就可以改写剧本。我是相信这一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