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里的打工家庭和人情
1948年，《乡土中国》出版，费孝通在书中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几千年来人口几乎是不流动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样对人们来说就只有“熟悉”的环境，从而久而久之产生了亲密的感觉，即乡土情。所以我们特别善于表达乡情，讲求“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在乡村，文字、身份证、契约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即使村里有无数个“小明”、“张伟”、“二狗子”，妈妈也绝不可能认错儿子，朋友不会认错从小光屁股一起玩到大的伙伴，就像你不会认错自己暗恋的那个一起上学放学的姑娘。

2021年7月，当我站在上海一条双向两车道马路边的小区前，哪怕旁边就是繁华的旅游商业区新天地，端着乐乐茶的时尚男女从身边经过，我也深刻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乡土性。

因为在大城市里的，全都是外乡人。

穿白背心的老人坐在木椅上摇蒲扇，九岁出头的男孩和朋友一起玩滑板，头发花白的奶奶推着另一位头发花白奶奶的轮椅在太阳下慢悠悠地散步。

这条路叫淡水路，连接着上海人最原始的民居建筑和最新潮时尚的旅游地标建筑。在高端咖啡馆、连锁餐饮和商场组成的商圈一角，是古老的石库门建筑群，紧凑的房屋布局，外侧为店，内里为居，自行车和电动车往来不绝。灰色石框、赤红大门，靠街的窗户上摆放了绿色仙人掌，每个小区都以“里”命名，代表着从外地迁徙至此定居的人们将它作为家来看待。

被小伙伴叫做“小云”的男孩搬到淡水路的出租房已经三年了。他出生在安徽滁州全椒县，二年级时跟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来了上海，现在住在石库门民居小区的一楼。等到暑期结束后，他就要上五年级了。

小云并不喜欢在淡水路的生活。家里总是很潮湿，地板、天花板、冰箱门、桌子、窗户玻璃上的水雾积了一层又一层。学校期末结束后，他有一件白色的校服挂在衣柜里，还不到一个月，再拿出来时袖口、衣领上都布满了霉斑。

没有阳台，几根竹竿和绳子以及自行车的把手便是晾晒衣服的地方。街上的店铺中只有卖牛杂、面条的店和日用杂货店是他可以去玩的，而且三年来这样的店铺在慢慢变少，新开的美容美甲店、酒吧、滑雪用品专营店里卖的东西，他见都没见过。

而且，没有一家店会卖他喜欢的玩具。

在小云的老家，小学边上有一家杂货店，售卖各种文具、零食、教辅材料和漫画书，店铺大门上是两张塑料板，上面挂满了最新的玩具。杂货店是小云最喜欢去的地方，店主从来不会看他们只看书不买书就赶他们走，而且对新播出的动画片了如指掌，能给你找到任何一件同款玩具。

抱怨之后，小云带我去街上他最常玩耍的地方。那是一家牛肉面馆，牌面上写着红色大字，灰绿色的玻璃门被拉开，我进去后看到店内只有四张桌子，如果是跳远名将的话大概可以从门口跳到厨房。面馆老板也是安徽人，总是靠在一张躺椅上刷抖音视频，他的妻子在摘菜。只要不是在午餐和晚餐时间，总有许多空闲时光可以虚度，或者看视频、或者打牌、或者和邻居聊天，这便是一座面馆的日常生活。

对小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一个朋友多、邻居多的地方，不以消费为绝对目的，在这里他可以自由地和朋友、邻居们玩耍、聊天。每个人都知道彼此的爱好和习惯，有的时候各自沉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比如他在写作业而面馆老板的儿子在打游戏，都让他感到放松。

也是因为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朋友，当我问起小云愿不愿意搬离这里时，他毫不犹豫地摇头。这样的空间，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情空间”。

二、由乡入城

小云的父母很赞同“人情空间”这个说法，还跟我补充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除了居住的地方，工作也很重要。云爸云妈以前在老家附近的城市和浙江、广东、福建都打过工，现在云爸在上海做物流工作，云妈在附近的店铺工作。

夫妻俩之所以到上海来，最直接的理由是上海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机会多，但最初将他们带到上海来的却是同乡关系。18年初时，夫妻俩在工厂的工作结束后回家过年，遇到一个从上海返乡的朋友，自此便开始了前往上海的打工之旅。

在他们的老家，有不少人都在上海打工，做着形形色色的工作。对初到上海的一家人来说，适应城市生活并没有那么困难。司机师傅说着蚌埠口音的普通话，租房的时候房东是滁州人，满大街的淮南牛肉汤更是寻找老乡的好去处。城市的好处就在于它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里面你总是可以找到自己熟悉的事物。

虽然和以前在工厂时不大相同，没有那么多熟人时刻陪伴在身边，但云爸云妈却更喜欢现在的状态：拿起手机，便是家乡群、同乡打工群、同省老乡群等，在群里可以看见其他同乡的生活。在云妈的手机里，我看到了至少十个以上的“老乡群”。

而在假期里，夫妻俩主要都在陪儿子，而平时云妈则会约上几个老乡一起逛街唱歌出去玩，云爸则常跟一起做物流工作的同事们喝酒、聚餐，以及组队打游戏。

相比在老家的时候，云妈觉得现在的生活更舒服，因为不必面对亲朋好友间尴尬的人际关系，能聚在一起的都是好姐妹。在老家，出门遇到的每个人都能打声招呼，甚至都是同学、邻居或有亲戚关系的，但总感觉大家的关系越来越淡。好不容易回家过个年，以前都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吃年夜饭放鞭炮，大年初一串门拜年，热热闹闹的，而现在都宅在家里刷手机，叫老同学出来聚会没几个人响应，撑死也就发个红包意思一下。

在小云刚出生时，十里八乡的亲戚们都到老家的小屋子来道喜，云妈现在还留着当时拍的照片。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对我指出照片上抱着小云的是哪个亲戚，送一只皮卡丘玩偶给小云的又是哪个亲戚。不过，她随后话锋一转，说，已经有至少七年没跟他们联系了。

现在有时还是会有邻居、亲戚往来走动，但总体来说，已经不是那个打电话用座机、拎上鸡鸭挤长途大巴去走亲戚的时代。以前一家人住的地方附近就是小云的姨夫姨妈家，但也是“老死不相往来”。问其缘由，云妈也说不上两家人有发生过什么冲突，只是随着他们工作不同，生活轨迹不同，慢慢的便没有了交集。

相比云妈对人情的感叹，云爸则关注一些更现实的问题：“比如生病时谁会帮你叫救护车，谁会第一个来看望你，这些都是可以看出人情关系的。”他做物流之前经常会跑长途，去的地方多，平时更多是和同事待在一起。他说现在的人都走出来了，除了过年过节时老家也没什么人，所以以前那些亲戚关系都淡了，反倒是同事之间更能互帮互助。他开玩笑说，做物流经常需要熬夜加班，如果某天他突然倒下了，至少会有同事帮忙叫救护车。而在人烟稀少的乡下，就算能遇到好心人懂得打120，他能不能撑到救护车来都是个问题。

虽说是玩笑，但这样具有强烈对比色彩的事情，真的发生过。那是去年的一个周末，加班完云爸跟同事一起聚餐吃烧烤，酒喝大了，凌晨散场时他摇摇晃晃地跟同事嬉笑，一不留神撞到了电线杆上，碎了好几颗牙。等到云爸再醒来时，是第二天早上，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由于大家并不知道云妈的电话，而且第二天是工作日，云妈也要送孩子上学、自己去上班，于是便有个同部门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把他扛到了医院，一晚上都在照顾他。

“可在乡下，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云爸还清晰地记得，在小云还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的时候，有天奶奶带他去山上玩，在山坡上不小心摔倒，磕到了腰。山上没有一点人烟，也幸好奶奶身体硬朗，没有骨折之类的状况，等到小云很艰难地扶着奶奶慢慢挪回家时，已经快到晚餐的时间了。

所以他的理想是以后攒够了钱，可以回家乡买套房子，把老人接过来一起住，方便照顾。不是回老家的乡镇，而是回去市里买房。市里各方面的条件都更好，人口密集，社区和周边会有许多邻居，大家都可以互相帮助，不太需要担心遇到困难无人帮的窘境。

在过去的乡村，熟人社会的关系之所以能长久地维系下去，除了缺少人口流动的条件外，还有一个现实因素：邻里互帮互助，能够降低生活成本。今天这家人买到了低价的大米、排骨和鸡蛋，吃不完，给邻居送去一些；明天那家人出了车祸住院，几个邻居甚至全村人都会出来帮忙。云爸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因为在家乡，一家人没办法获得从工作到生活各方面的支持，所以选择搬迁到城市来。

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考量，熟人社会的存在是为了应对生活成本问题，包括日常生活开销、意外事故等。云爸以前跑长途，在四川一座山里跟山民的三轮摩托发生了刮擦。幸运的是人没事，但在等警察过来处理的两三个小时里，周围山头乌压压地聚集了一片人群，全都是跟摩托车主同村的人，吓得他待在驾驶座上半天都不敢动。

不同人对人情和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也可以在中国其它很多地方找到人情浓厚的证据，但在我看来，随着人口流动，乡村人际关系弱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特别是对于从乡村走到城市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的工作生活已经跟祖辈有显著不同，甚至同辈人之间也有差异。

做公务员与做新媒体的，做老师与做瓜果销售的，种地的与设计房屋的，传统农村职业与现代城市职业的区分让年轻一代缺乏旧时熟人社会的共同话题、互相了解，除了收入外几乎没有可以聊的话题。于是，现在乡村的人情变成了“谈钱伤感情，不谈钱没有感情”。

“那最后让你们决定留在上海的原因是什么呢？”谈话后，我问小云的父母。

“有好工作，自己能待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