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为文学而文学，还是为现实而文学？

——二十世纪文学的遗产

文艺是文学和艺术的统称。但不管文学还是艺术，都有各种的分类，我以为一种最简单也最经典的二分法，就是究竟为了文艺而文艺，还是为现实而文艺。前者专注于专业的精进，可以不理之外的一切社会纷纭变幻，保持一种纯粹的探索精神，耽于对极限艺术的追求之中。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如电影《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我戏痴，这样一种偏执的精神。可以类比的现实人物还有王家卫。后者为现实而文艺，则是着眼于对所处的世界进行干涉，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社会功能紊乱，安能缩于书斋之中顾自小我，而置万千众生于不顾?举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如鲁迅。

    一、文学的产生及其历史性见证

接下来让我把谈论的半径缩小到文学范畴。文学最早的产生，据说是劳动中的自发宣泄，如抬木头的时候人们不自觉发出整齐的“杭育杭育”之声（见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后来出现叙事，无论华夏的《诗经》《左传》《战国策》，古印度的《摩羯婆罗多》，古希腊的《伊利亚特》，或者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再如古埃及的《亡灵书》，都有意无意之间记录或者说反映了历史的早期现实，成为历史在时间之河中晃动的映像，文学跟人类史的关系，也由此提供了单一而科学的考古之外更加丰富而真切的佐证，就像巴尔扎克所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在汉语文学中，为现实而文学，还是为文学而文学，两者未必时常冲突，如鲁迅的作品，既于专业上有精到的抵达，也构成对于当时现实的干预。两者是从什么时候走向截然且不乏相斥的异途的呢？较清晰而确定的分界，应该是从抗战开始。彼值国家民族危亡之秋，文学的社会化功用，在这历史紧要关头愈显出急迫的使命。第一要务是救国，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文学性的要求暂时放宽，时至今日，也理应对彼时为现实而文学的理念致敬。

文学十七年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在不同阶段先后被不同立场和观念予以褒贬。直至进入八十年代国内“新时期文学”的代际命名范畴，现在看新时期文学，不管是伤痕文学也好，寻根文学也好，新写实也好，后现代也好，乃至用身体写作的种种纷繁样态……其主要贡献在于对个体的“人”的发现和确认，并由此构成对于宏大叙事的逆反，对于崇高话语的解构，历史的螺旋式摇摆再一次成为定律，即当下被冠以纯文学的作品，不管出于主动被动，都越来越偏离大众视野，而日趋成为小圈子内的孤芳自赏乃至自娱自乐。这一方面当然源自信息化时代各种大众娱乐的横生蔓延广覆盖，另一方面，文学作品自身似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即文学跟时代各自的独立，文学写作常常置处身的现实主场于不顾，然后躲进小楼成一统。正如八零后评论家傅逸尘前不久所说，“翻开文学期刊，满眼的日常经验、浓重的市井烟火气、琐碎的当下生活片段、密集的社会信息，即便混杂着新潮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依然难掩熟悉和雷同之感……从这些圆熟的故事之外，还能看到小说之外的什么，便成为我阅读中的一种渴念。”可以说，大量的文学作品投向琐碎化和狭窄的视野中无法脱身，形成新世纪国内文学的整体面貌。

    二、从十九世纪文学出走的二十世纪

作为一个曾经有意于写作的人，我曾不自觉向那些广被传颂的作品看齐。在很多文学讲座和作家创作谈中，听名家提及的一些名字和作品一度成了我仔细打量和有意模仿的范本。尤其根据文学进化论的观点，这些被视作典范的作家和作品，据说时间越近的越有技巧、手法和风格上的参照性，因为之前的经典已经过时——的确，十九世纪的大师们篇幅上铺排渲染，行文不加节制，二十世纪以降，现代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等等不断形成新的文学景观，当文学走出十九世纪开阔恢弘的叙事，我们看到了普鲁斯特，看到了卡夫卡，看到了茨威格和卡佛……事情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卡夫卡在十九世纪是不可想象的，但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在二十世纪各以其形式的创新，思想的突破，审美新规则的建立而分别成为不同类型的坐标。而卡佛和麦克尤恩所写的个人生活，更成为当下国内众多年轻作者争相效仿的典范，其结果就是，近三十年以来，以西方文学潮流为尚的国内文学不乏刻意地偏向于对私人世界的发掘，而大都丧失了干预现实的努力——说到现实干预，让我立马意识到“文学工具化”的嫌疑，但问题不在这里。卡夫卡以梦幻和荒诞的形式表达生命面临的困境乃至绝望，以及对官僚主义根本性的怀疑，博尔赫斯、纳博科夫们标新立异的创作也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即便是个人的琐碎的狭窄的领域，也并非无所作为，书写永恒的艺术和人性，如麦卡勒斯——可能很多人以为她分量不那么足，尤其跟前面这些名字列在一起，但我不这么认为——她对个人心灵感触和私密体验的逼真呈现达到了怎样的极致！

十九世纪文学之光芒，自有其恒久的意义。人所共知，十九世纪的欧洲向世界和人类贡献出了迄今（也将长期）占领书店（不管实体书店还是网上书店）文学专柜最高流量份额的煌煌大著。维克多·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福楼拜，巴尔扎克……随便一列就是一长串光辉的名字，即便文学圈外，对这些名字及其作品名也未必陌生。十九世纪的文学之伟大，在于创造出一幅幅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的辉煌画卷，及深刻而逼真的人性情感，不仅展现了人类社会宏观世界之波澜壮阔，亦发掘人类心理之微妙幽邃，二十世纪的文学主要继承其后者，代之以幽邃的下意识，荒诞的新视角，变形和异化的人类困境，被挤压的同时在文学世界里又因之而无限放大的小我……二十世纪的文学方舟有意识脱离乃至超越了十九世纪的航道，向读者打开一个此前并未明确展示的世界。体现在微观上，从普鲁斯特的小点心，枕头上的花边，到伍尔夫《墙上的斑点》，都可以展延开去怎样繁复细敏的思绪和段落，潜意识，下意识，意识流，上帝视角，单一视角，彼此切入的多个视角组合……二十世纪的文学主流跟之前的文本发生巨大变化，不断以其崎岖深邃构成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观。“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国内作者乃至读者都睁大了眼睛去打量那个不同寻常的世界。

关键的，在继承和扬弃之间到底继承什么，又扬弃什么？十九世纪欧美文学，乃至国内十七年文学，至少作家们对社会潮流的参与和实践精神是新世纪以来的国内作家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了。回过头去看，人类从天真而彪悍的古老社会走来，走过沉重如乌云压顶的中世纪，在那么漫长的延续和变迁中，在人类的物质生活进化非常缓慢，阴谋和无耻充斥，同时庄重和虔诚并存，而文学总是深刻参与。文艺复兴以来，尤其启蒙主义带来的清明智性散发出人文主义黎明的曙光，激进的浪漫主义则带来法国血与火的革命，于是才有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而在农奴制笼罩的俄罗斯大地上，贵族作家屠格涅夫们跟前沿思想家赫尔岑们一同身处新旧交替的夹击之中……宗教的，哲学的，革命的，种种背景元素都铺垫了十九世纪的文学底色，使之显出非同一般的壮阔和厚重，堪称有史以来文学事业之集大成者。《悲惨世界》中，盗窃神父银餐具的主人公冉·阿让没有被扭送到警察局，神父反而将拿获的赃物当做礼物赠送，这件事后来改变了冉·阿让的一生，这种伟大的人性和神性交互之光芒不仅仅来自小说中神父的烛照，更多来自作家雨果自己心灵里的辉光。这种辉光却在历史长河流至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渐渐失去了回声。

具体到国内，二十世纪之初，积贫积弱的古老帝国已经垂暮，当此时也，救亡图存是全民族最紧迫的责任，继之以国共内战，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国家话语体系，也注定了具体时期文学创作上的脸谱化之单薄与粗糙。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并未产生相应的真正恢弘之作，而是流于扁平化与符号化。正是对特定时期此种倾向的纠偏乃至逆反，以朦胧诗和伤痕文学为开端的新时期文学，才会刻意破除崇高、去政治化、为文学而文学。作家们摆脱了“大”的概念的同时，转而偏向细微处，向个人的生活，向心灵和精神延伸探索，书写永恒的人性和文学成为最高追求。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以来三四十年间，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正是承平日久的前提之下，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们为文学而文学的主张（当然文学造诣是首要指标）才长期成为文学话语的圭臬。以至于八十年代末第一次看到张爱玲以及后来的王朔时我多么惊喜，所有崇高的事物被一一解构，假大空的豪言壮语再也没有存身之地。但物极必反，经过二十世纪的文学百年，在告别了十九世纪伟大文学传统的同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二十年间，国内文学之概况，无数专家学者总结梳理，却至今仍未见其然其所以然。

三、为文学而文学之后将何去何从

贺桂梅教授的一段话颇见意旨，“整个20世纪，我们对于文学（literature）的主流理解趋于固定、狭隘，文学成了一种强调个人与审美的、从个人内面去透视外面社会的文艺实践，越来越缺少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可是，文学的意涵曾经很宽阔：古典中国时期所说的“文”，其意涵要远大于今天所说的“纯文学”；在1940—1970年代中国，文学……不仅解释世界，更是改造世界的行为，是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当然对于体验生活，鲁迅先生也曾反驳：难不成写妓女，还真的要去当一回窑姐，写贼，还真的要去做一次偷儿？但鲁迅自己却一直在时代主场做着呐喊和投出匕首标枪的工作。海明威做过战地记者，多年在战争一线，而近年广被推崇的罗贝托·波拉尼奥，是在举家搬到墨西哥多年后，于七十年代又返回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参与生活和社会实践，在第一线的矛盾冲突中走过来的写作，自然跟局限于俚俗或者内心的雷同化或平庸化书写有所不同。

这样说似乎又陷入文学道德化的嫌疑，反观十九世纪及之前的小说，无论东西方，都不自觉承担载道的使命，莫泊桑写《漂亮朋友》曾被托尔斯泰指责，将一个道德败坏之人列为主人公，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小说的道德使命已自动卸载，所以从来没有人非议过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主人公是怎样一个品行。问题不在这里。九十年代国内文坛早已出现过一次群体化的“性亢奋”特征，随着《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译进，人们忽然从历史政治的宏大话语掉过头来，转而发现了“人的自身”。人体，性，于是乎渲染式的性描写一时变成风尚，以贾平凹的《废都》为开端，继之以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开篇便是白嘉轩的性爱，还有铁凝的《大浴女》，张抗抗的《情爱画廊》，林白的诸多女性主义作品，直到世纪末以卫慧、绵绵为代表的“用身体写作”的所谓美女作家，更将此种风潮推向社会关注的高峰。人们终于彻底走出宏大叙事的牢笼，也告别了恢弘开阔的人格与灵魂的感召，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就以这样一个结尾匆匆收场，以至于德国的汉学家顾斌在批判中国文学的时候，动辄举例卫慧与绵绵，好像她们真的成了中国文学的代表。

当文学关注走入密林之后进入无限的密集狭窄的岔路，而十九世纪被背叛的思想和灵魂的光芒已经久已难寻。评论家南帆在《当代文化结构：美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尾提出，“毋宁返回更为基本的观念，这个世界遇到了哪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文学可以贡献什么?”也许除了形式的创新、思想的突破和审美新规则的建立，这才是当下文学写作真正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