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和高中的班主任很是巧地都姓张，都是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偏偏都有点显老，同样永远模糊的镜片，同样喜欢把衬衫扎进裤子里，露脚踝的西服裤，两个班的学生都觉着，我们的老师有点“屌”。而我暗地里喜欢称他们为“老张头”，比如，老张头今天又当众读了我的作文，这个老张头；老张头又趴在后门了，哼，这个老张头。只是遇见了高中的老张头以后，初中的老张头就成了小老张头。

高一的第一场月考我以总成绩全班第二英语单科全校第二的成绩赢得大老张头的关注，大老张头说，“高中三年的英语报习题你来讲吧，一方面锻炼你的胆子另一方面大家和你的英语也能再获得提高。”说实话，我并不是一个情商够用的人，我以为有些机会一旦被承诺就会是真的，那天，我和同学说，“老张让我讲英语报哦。”

周末回去的时候，我真的是早早地把其他科目完成掉，把重心放在这篇报纸的分析上，一题一题地看，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密密麻麻的拓展笔记占满了空白之处。周一那天的英语课，我满心欢喜地等待，等待着大老张头从前门或是从后门进来，拍拍我的肩，对我说，“你上去讲吧。”然后那时，我就会像领了圣旨一般的站到讲台上，清清嗓子，开讲。

那天，大老张头从后门进来，走啊走啊走，走过了我的位置，我以为他忘了我坐的地方，直到听他说,“上去讲吧。”然后，另一个人上去了，而且，她讲了两节课。那两节课里，他连我的名字都没有提到。那天，我猜到了故事最细节的开头，却没料到结局。而幸好当时的我，固然有着郁郁的心结，却对英语怀有格外的热爱，我听完了那堂课，很认真地。但一下课，我就跑出去了，哭得肆无忌惮。然后我想起小张老头。每次他提问题我都喜欢站起来讲点什么，小张老头就看着我笑，“哈哈，当仁不让。”那一刻，我好希望小张老头马上出现，再对我说“当仁不让”。

也尽管，高中三年里，大张老头提到让我讲报纸的事情好多好多次，但更多的时候，我总是看着一个另一个的人上去，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忘记了。三年间，大老张头并没有成全我略有张扬的野心，甚至把我初中三年一身“当仁不让”的那份勇气给磨掉了，但就算这样，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好人。

高中三年里大大小小的病也算是没消停，大老张头就用他的小电车载我回去，他的车没有脚踏板，我的腿长总会拖到地上。我至今都记得，每一个回家的晚上，路上霓虹灯的光亮，闪着未来的样子。然后我的脚在地上间或有摩擦，很好玩。前面是张老头的声音晃啊晃，我听的不是很清楚，但我仰起头，回了句：“老师。”

“嗯？”“我将来有出息了，我会报答你的。”

    那是我对大张老头最认真的时候，因为我是个说话认真的人。

    后来的后来，他问我要不要去讲报纸，而那个时候已经是高考倒计时不足30天了，我对他的英语报纸终于兴趣寥寥，但蓦地一问勾起了以前认真准备的样子，然后另一个人上去了，还是很难受。我说我不想讲了，然而，我跑出去哭了好多次，就像高一的那个时候，却始终没有小张老头出现和我说“哈哈，当仁不让。”

在教师与教师之间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因为我实在难以说你所经历的每一位师者都会留与你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像两个张老头，也许他们都有着最好的心，多年后我终于尝试放下当时藉藉的怀，都默默躬下身来叫一声“老师”，但当年那种不同的感觉还是会隐隐地窜溢到前额叶，一个抑制快乐的基因，另一个则表达快乐。

我不是说每个教师必须怎样怎样，只是你欠下了我一个允诺，辜负了我曾付出最好的信任，而刚好，在那一刻，我并没有成长得那么理智而成熟，年少与狂躁并不合适地发泄出来。可问题是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对信任的辜负有着最成熟理智的表现？再经历一场又一场刻骨而铭心的被失诺？可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我们不是也应该怀有最大的相信吗?

还是说，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两个老张头的漩涡里滚磨，被信任的盛大欢喜与被遗弃的落寞交织一起，我们才学得会平衡悲欢？

后记：大一的那个暑假回去，我遇到了大张老头。我妈载着我，他载着他女儿，还是以前的那辆车。他还是老样子，把衬衫扎进西服裤里抽得老高。还是那个老张头。他女儿伸出头来看我。我想起我曾坐在那个位置上，对老张头说，“老师。”

“嗯。” “我以后有出息了会报答你的。”

“张老师。”我叫他。

“哦，回来啦？”

曾经耿耿于怀的英语报，曾经念念不忘要说的报答，在我的心里编织成两种强大的力量，承泣穴开始失控，我忍着，不让那眼泪掉下来。我怕，那泪，惊醒了我的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