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孙宏发，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人。他当过最基层的最小的官——生产队的小队长。他当小队长期间，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时期。在那个属于他们的年代里，他的家乡坪头村的每一项重大事件和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比较清晰地留下了“孙宏发”的烙印。他的人生经历，真实体现了坪头村也是中国那一代农民艰苦奋斗、改造自然的现实场景。从他的身上，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农村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

孙宏发如果活着，今年刚好一百岁。1956年组织社员入社，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61年把坪头村由一个生产队分开为第四、第五两个生产队，至今都没有再变过；1982年把四队的土地分到户，完成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等……1964年的“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运动中，他在王峰公社经历了数天的学习教育，就他担任生产队长期间的思想、作风和经济情况接受了审查；1968年“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在崖岔“五七干校”，对他在解放前期持枪与解放军作战一事进行重新落实……

写这部书的人，是孙宏发的女婿，同时也是儿子——雷益民，是他为自己的“父亲”所做的传记。可以说，这部书，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小队队长的传记，同时也是农村小人物一生的故事映像。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农民质朴良善、务实向上的本质，也可以感受到农村人与人之间的互尊互敬，亲睦和乐、礼尚往来，同时也能从中领略到好多乡村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

希望读者从孙宏发的一生、从这部书中汲取那些有营养的东西，更能将这些积极向上的德性、血性融入我们的骨血并且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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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脱离大自然，

小草亦具有点缀春天的价值。

                              发动群众

新中国成立以后，孙宏发同广大的农民群众一样，实现了从未有过的身份自由和人格平等，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有了明显提升。他心情感觉爽朗，精气神也倍增。

然而，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根本，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命根，所以，只有解决好土地问题，才能解决好农民的基本问题。要真正改善农民的身份和地位，实现政治上的翻身和经济生活的改善，还得在土地方面做文章。

为了彻底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让农民真正当家做主人，更有尊严地生活，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让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根据党中央“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总方针，村里组织开展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土地改革。发动农民群众，打倒地主，没收和分配了他们的土地及财产。

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人们对社会的贫富不均以及各自所处的地位都已经习以为常，大多数农民认为自己贫穷的根源是祖上无能或命里注定，还把贫穷当作是一种耻辱，时常避之不愿意提及，甘愿默默承受。突然间要改变这种状况，打倒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让贫苦农民翻身当家作主，确实是一件新鲜而且稀奇的事情，人们开始都存在思想顾虑，普遍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

为了体现国家对土改运动的坚定性，工作一开始，政府就下派了一位名叫温敬珍的干部，作为驻村工作队员，居住在孙养奎院，专门指导坪头村的土改工作。他首先深入到群众中访贫问苦，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并很快在村里成立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全是由贫农、雇农等低成分农民组成，作为土改工作的执行机构。孙振云担任了农会的行政主任，负总责。孙德荣任农会主任，孙向臣任会计。孙宏发是农会的骨干成员之一，另外还有孙德发、孙俊明、孙更曹等人。

为了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消除精神上的顾虑，农会的成员首先从最贫困的家庭入手，召开家庭会、小组会和贫农会，让大家从思想上认识到，是富人榨取了穷人的血汗，才导致穷苦的人家不断贫穷，并不是天生就应该是穷人。同时树立了一些贫困家庭的骨干分子，激发他们对富人的愤怒与仇恨，动员他们踊跃揭露地主对他们剥削和压迫的罪恶。然后，郑重其事地召开群众大会，迅速把群众发动了起来，通过个体农民的典型引导，逐步增加响应的人数，把贫苦人家个人的苦和对地主个人的恨，转化为整个农民阶级的苦和对整个地主阶级的恨，让群众形成阶级意识，促进革命工作的行动。

开展阶级斗争

土地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动员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开展阶级斗争，以此作为土地权利变更的基础和依据。

阶级成分的划分，主要是根据在解放前对土地占有量的多少、是否亲自劳动、有无剥削现象这三大标准，把全村的人家，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的阶级成分。

因为都是本村的人，或者是本家族的人，所以农会的成员都很慎重，也很认真。心系一处，俱无杂念，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标准，力争公正合理地评定每一户，不冤屈任何一个家庭。

经过对照标准，认真评审，全村划定了在过去占有土地比较多、自己不参加劳动、靠剥削为主的地主家庭三户；有一定的土地、自己也参加劳动、但有少量剥削行为的富农家庭四户；另外四户家庭，有适量的土地，全是靠自己劳动，没有剥削行为，被评定为中农。其余大多数户，根据土地的多少和受剥削的程度，分别划为贫农和雇农，其中贫农成分的户最多，全是有少量土地，只能艰难维持生活的人家。划分为雇农的家庭，多数是过去外来逃荒的人家，有的是以租种地主家的土地为生，有的是多年给地主家做长工，基本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财产。

  地主属于农民的对立阶级，是农民斗争的对象。阶级成分划定之后，紧接着就是组织农民，押解地主游行和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为了让围观的群众能够明显地区分批斗的对象，还特意给每个地主戴上一两米高的纸帽子，并在上面写一些羞辱的语言。还由贫苦农民当众揭露他们过去利用雇长工、放高利贷等形式剥削穷人的罪行，从精神上彻底杀灭了地主的威风，助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

  在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没收了地主家庭的大部分土地、窑洞、牲畜和农具，分给所需要的贫农和雇农家庭。村里的雇农家庭，大多分得了地主家庭位于白草岭和高疙瘩的土地和适量的农具，以及所必须的窑洞，为了耕作方便，他们中的几户人家就长期居住在这些山庄子，从事生产和生活。

  孙宏发的家被定为贫农，不是很贫穷的那种，所以没有分得地主家的任何财产，依旧保持自家原有的土地和资产。

  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的同时，也给各个地主家庭留有适当土地和资产，让他们自己劳动，自食其力，自行改造。

  阶级成分的划分，虽然对于人们的生活还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贫下中农的精神面貌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由过去的受压迫、受剥削，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现在翻身得解放，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人们普遍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满面阳光灿烂。

  从形式上看，划分阶级成分，只是对过去各户人家的生活状况，进行大体的分类统计，但实际上，却给各类成分涂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贫下中农跃升为了领导阶级，地主阶级则成为了被打倒的对象。对于划分为地主成分的家庭，不仅对他们进行批斗，没收了他们财产，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让他们没有自由权，没有话语权，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言一行都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监视。还常常让他们为政府和村集体做一些脏活累活，还不计任何报酬。这种政治上的影响，甚至牵扯到他们子孙几代人的命运，地主成分的子女都没有升学、招工、提干和参军入伍的资格。

这次确定的阶级成分，持续了近三十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出台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各类阶级成分从此逐渐被淡化。

查田定产

  经过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以及对地主家庭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之后，为了便于国家税收的合理负担，鼓励农民积极生产，国家出台了《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 ，要求清查纳税土地面积，划分土地类别，评定土地等级，定实常年产量，即为查田定产，也叫查田评产。

  查田定产属于土改工作的重要内容，仍由土改工作组的原班人马负责，具体开展工作。孙宏发继续参与其中。

  查田，就是核查土地面积，对各家每一块土地的面积进行实际丈量，造册登记。根据分工，孙宏发主要负责联系各块土地的主人，确定土地的地点、范围，界定四至。孙向臣负责造册登记。其他人员逐地块进行具体丈量，获取实际数据。

  这次查田,相当于村里的第一次土地普查，基本确定了村里的土地范围。把之前位于其它村庄或邻近其它村的私有土地，均归于所在的村，一些在当地经营土地的人家也一并落户于所在的村庄。位于北洼上方“小园畔”的耕地，在解放前由村里的孙家人卖给了卓立村的两户人家，所以就自然被划分到了卓立村。同样，白草岭西段的许多土地，之前被卖给了北寨村的人家，这时也被远距离划分到了北寨村。从此实现了土地和人口的相对固定，为后来很长时期里的农村工作奠定了土地状况的基础性数据资料。

  查田过程中，还把过去几百年惯用的面积单位“堆”， 开始变更为国家的市制单位“亩”，并一直沿用了下来。

  定产，即为评定各块土地的粮食产量，再汇总出每户人家一年的粮食产量。按照水地、川地、山地等类型，先对不同质量等级的地块，各选择一两块作为“样板”，测定出夏季和秋季的单产，再累计出全年的亩产量。然后，参照这些“样板”田，确定其它地块的产量。

根据韩城县制定的统一标准，全村的土地，分别被划分为一类水地、二类水地、一类川地、二类川地、一类山地、二类山地，共六个等级。其中一类水地质量最好、产量最高，亩产为900斤；二类山地最差，亩产仅30斤。

这次查田定产，使得村里的土地总面积、粮食总产量和人口数量都有了基本的参数。划分的土地类型和确定的产量，持续运用到现在，七十年未曾变动过。农业生产责任制所进行的土地承包，也是依据这个标准。

查田定产结束后，工作组的成员再对各户所有的土地和房产，进行了详细的造册登记，并逐级上报。于1952年末，由韩城县政府为各户发放了《土地房产所有权证》 ，作为农民合法有效的证件，也体现了土地改革工作的实际成果。其中载明：“本人本户全户所有土地房产均作为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让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

速成识字

  坪头村民国初期开始就建起了初级小学，长期占用孙家的祠堂。早期的学校属于私塾，本村和外村有钱人家的孩子在这里上学。因为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所以，村里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文盲现象较为普遍。

  孙宏发就是一位文盲，到三十岁还“斗大的字不识半升”。

  解放后，学校收归公有，成为村办小学。从此，村里所有的适龄儿童便可以就近入学。第一批学生中，有本村的孙怀民、孙兰畔、孙喜怀、孙怀奎、孙效娣、范玉民、孙二林、孙续存、孙便玉、孙雪便、孙水竹等在此就学，还有下桑掌村的王东才、梁启新、梁宗会、梁秀阁等也在这里上学，并在学校吃饭住宿。

  此时的孙宏发已经超过了入学年龄，因而错过了在校就读的机会。

  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贫下中农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有了相应的提高，但文化素质却依然很低，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也日趋强烈。对此，政府作出了相应的工作部署，要求结合土改工作的进行，在村里开展速成识字教学活动，解决农村的文盲和半文盲现象，提升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

  不仅从政治地位上翻了身，还能具有学习文化增长知识的权利，这是孙宏发梦寐以求的好机会。他踊跃报名，积极参加，决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力争学到较多的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以便对他今后的人生能有所帮助。

  此时，孙宏发的三弟孙鸿禄，就是因为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知识，并通过知识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于两年前开始参加工作，成为了王峰区委的一名政府干部，很受乡亲们的敬佩。这让孙宏发深深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作用和无穷的力量，也更进一步激发了他学习文化的兴趣。

这次速成识字，属于土改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地点设在村小学，由学校老师薛振华（枣庄贾塬村人）任教，白天给小学生上课，晚间教“大学生”识字。培训的对象为村里没有文化的中青年农民。每天搞查田定产工作，到夜晚自带煤油灯参加集中学习。根据教学计划，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每个学员能认2000字，会写1500字，即算脱盲。

  参加这次识字班的学员将近三十人，孙宏发是其中之一。他的“同班同学”还有孙振孝、孙向臣、孙抗虎、孙新顺、孙德娃、孙俊明、刘兰英、孙玉珍、孙元娥、竹青等人。

  针对成年人的教学，薛老师的授课方法也很灵活，从常用的人名、地名、农活、农具和牲畜的名称开始，让学员掌握基本的汉字和简单的数字计算方法，贴近生活，简便实用，能够有效地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他还把文字编成快板、顺口溜等形式，增加趣味性，便于学员记忆，深受大家喜爱，也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孙宏发对待学习很重视，也很勤奋。不仅在课堂认真听讲，还利用吃饭和休息时间加强记忆，巩固成果，学习成绩始终较好。在牛家庙村开展的竹园乡教学活动评比中，孙宏发还被编入到快板中，由同学孙振孝现场表演，大致内容为：“孙宏发、孙新顺，从前不识字，现在决心学文化，学习不到三个月，认识汉字三千三······”

  土改工作的开展，使孙宏发不仅从政治斗争和社会实践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自身的阶级觉悟和工作能力，并且学会了不少文字，开始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实现了“脱盲”的梦想，为后来适应社会形势、开展实际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

  土改结束后，农会组织解散，由孙福堂担任坪头的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