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弹性，经济增长的幅度对就业增长幅度的影响。
制造业部门就业增长对技术密集资本密集服务业拉动有限，对低端服务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就业创造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产业集聚程度高的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增加，通过其溢出效应，会对制造业产生更强的乘数效应。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部门，技术密集型法律咨询，资本财务服务，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
法律咨询，商务管理咨询，资本服务，
产品设计，广告设计
产品销售，物流服务
马歇尔的外部性，产业集聚效应，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共享降低生产成本
雅各布斯的外部性，多样化的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模式使得知识技能技术在互补而非相同的产业间溢出，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服务职能分工和交易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行程非交易相互依赖关系
2012年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只有四十五个城市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第二产业
10年gdo超日本，13年我国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服务业没有。印度软件业融入全球。
美国经济学家 Baumol（1967）构建了一个两部门非平衡增长模型，假定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 其生产率增长率为正，一个部门是滞后部门，其生产率增长率为零。 在这个关键条件下，Baumol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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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资源将不断由进步部门转移到滞后部门，最终劳动力等资源完全转移到 了滞后部门，整个经济社会的生产率将停滞。 后来的一些学者沿着Baumol 的研究思路将其进一步 扩展，De Vincenti（2007）将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内生化也得出来与 Baumol 相似的结论。 Ngai and Pissarides（2007）将部门数量扩展至m 个，假设每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率不同，仍然得出了与 Baumol 相似的结论。 本文继承了 Baumol（1967）、Ngai and Pissarides（2007）的“生产率增长率异质性”，也就是说不 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生产率的增长率，这会导致不同的部门的产出和劳动力配置非平衡发展，形成非 平衡式的产业结构，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之一。 根据 Baumol（1967）的解释，进步部门主要是指制造业，而滞后部门主要是指服务业。 Baumol 的 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这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很快由制造业大量转向服务业，使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 并且在最近 20 年的时间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逐渐趋缓。 需要指出的是 Baumol 模型中的两个部门 都假定是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没有中间产品部门，根据 Baumol 的举例解释可以看出，教育、表演 艺术、餐饮、休闲这些服务行业都属于最终产品服务行业，也可以称之为生活服务业，这些行业一般 生产率增长缓慢。 而被 Baumol 忽略的中间服务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如研发服 务、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网络通讯等，这些行业依赖于信息化和高科技，因此相对于传统的 主要以劳动为投入的生活服务业有较高的生产率增长率。 这些行业主要是为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 提供服务，因此是中间投入品。 由于 Baumol 假定两部门都是最终产品部门，因此这些行业就没有包 含在 Baumol 的两个部门中，这是与现实不符的地方，也许是由于 Baumol 那个年代这些中间服务行 业还没有足够发达的原因。 针对这个不足，Oulton（2001）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来反驳Baumol 的理 论。 该模型同样把经济分为进步部门和滞后部门，但与 Baumol 不同的是 Oulton 假设滞后部门也存 在生产率的正增长， 只是相对于进步部门慢一些。 Oulton 还有一个与 Baumol 关键的不同之处是 Oulton 假定滞后部门只生产中间投入品，而不生产最终产品，只有进步部门生产最终产品。 在这些 假定条件下，Oulton 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仍然不断向滞后部门转移，但是与 Baumol 不同的 是全社会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停止，而是等于两个部门的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 Oulton 之所以假设服 务业的生产率增长率也是正的， 是由于考虑到了许多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服务业在高新技术的广泛 运用下快速发展，这一点与 Baumol 相比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加贴近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 Oulton 的理论解释了 Baumol 之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新特征，即最近三四十年，发达 国家的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者服务业不断发展，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虽然宏观经济增 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并没有像 Baumol 描述的那样发生停滞，除了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外还在继续 增长。
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 增长率趋近于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的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实现大规模主辅分离。 现阶段中国的很多生产者服务 环节都蕴含在制造业中，没有从制造业中独立出来，这不但会使生产者服务环节增加值的贡献直接 计算到制造业中，而且还会进一步产生两种后果。 一是由于服务的对象仅限于企业内部，服务对象 狭窄，服务规模较小，导致其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且由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初期投入较高，这使得 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发挥其规模经济的优势，不利于其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是这会使已经分离出 来的生产者服务业规模偏小，对整个服务业的贡献不明显。 阻碍中国的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大规 模分离的主要因素是高企的交易成本，根据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和市场是可以相 互替代的，当企业自己提供某项服务或产品的成本低于外部购买所需的成本时（服务本身的价格再 加上交易费用），企业就会自己内部提供该产品或服务，反之则会将该项生产或服务分离出去，从而 向外部购买。 由于服务这种商品又具有无形性和可度量性弱以及事后才知道其质量优劣等特点，这 就决定了服务产品的交易比制造业产品的交易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道德风险和套牢问题，为减少 这种不确定性、道德风险和套牢问题，交易双方会制定和签署比制造业产品的交易更加详尽的合同 章程，因此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是一种合同密集型行业（Markusen，2005），这就使得服务产 品比制造业产品有更高的交易成本，而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还不完善，关于服 务业的法律体系也有待于进一步健全，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比如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的盗版）等，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 的交易成本，这种高企生产者服务业的交易成本使得制造业企业不愿意从外部购买服务，而是自己 内部提供，影响了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离。 所以为提高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 增长率，就必须首先采取措施降低服务业市场交易成本，比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服务业相关 法规等，以减少服务交易的不确定性、道德风险和套牢问题。第二，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像中国的制造业和印度的软件业那样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而 且其国内市场还受到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排挤。 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全面加入了 全球价值链，不管是本土企业，还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都为处于上下游的发达国家的跨 国企业和国际大买家提供成品和半成品。 本土企业在与上下游企业的各种合作中可以通过 “干中 学”或者吸收 FDI 企业的外溢知识等方式来不断提高的自己管理知识、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这就 使得本土制造业企业的TFP 不断提高。由于在中国的 FDI 企业多分布于制造业，其本身的生产效率 就比较高，而且它们可以从母公司获得技术上的持续支持，因此 FDI 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TFP的增长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