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都在还债。

他的父亲是一个有贵族头衔的军医——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官场失意，因此一生嗜酒如命，再加上家底薄弱，死后根本没有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什么资产。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年不久，就遭遇了牢狱之灾。出狱后，一边写作，一边和兄长创办杂志。但是杂志很快停刊，兄弟俩负债累累——甚至搭上了他第一任妻子的全部家当。1864他的第一任妻子玛利亚·伊萨耶夫和他的兄长相继去世。

压在身上的债务，和他那游手好闲挥霍成性的侄子，令他濒临破产。即使他疯狂地写作，依然入不敷出。万不得已之下，他想通过赌博来挣钱。曾有一段时间，这个人类最伟大的小说家每晚都会在彼得堡的地下赌博间，和一群醉鬼，对着轮盘上的骰子吆五喝六。

可是命运的骰子始终没有眷顾于他，很快，他的稿费消耗殆尽，更是债台高筑。生活的打击，令他先天性的羊角风频频发作——这样的情况只有在狱中才有过。

“活着本身就是一桩极大的不幸，在这不幸中间，又怎么能奢望在轮盘上走运呢？”他放弃赌博，一门心思地写作。然而即使如此，他仍有很多次不得不避居欧陆，逃避债主。熟悉陀氏小说的人都不难发现，在保证作品整体质量的情况下，他极尽可能地做到了冗长——他无非是想通过版面来换取更多的卢布。狡猾的出版商抓住他这一要害，联合起来压低他的稿酬——在当时，同一版面的文章，屠格涅夫的润笔是他的三倍。

“您信不信，我十分有把握，如果能像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那样保证我有两三年的时间写部长篇小说，那么我会写出一部即使一百年后也有人谈论它的小说。”他曾在1870给伊万诺娃的信中如此抱怨——不过从今天的结果来看，他的作品超越他的预期。

直到遇见安娜之后，他的生活才有起色。《卡拉马佐夫兄弟》成功问世之后，在1880年年底——他死前不久，陀氏还清毕生缠身的债务。

“活着就意味着不停地还债。”我想，没有人比陀氏更能深刻地体悟这句话。

陀氏早年也算个革命党。在他青年时代，一度对“空想社会主义”着迷，并且参加了所谓的“彼德拉舍夫斯小组”。那段时期，每到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去参加讨论——《群魔》中很多情节就来自于他这段时间的经验。

在一间封闭严实的屋里，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辩论。黑黢黢的小屋，浓重的烟雾，昏黄的煤油灯，灯光把每一个人的脸都刻画地非常恐怖——然而没有人在意这一点。大家照本宣科地说着从书本上偷来的思想，然后是偏离正题、夹杂人身攻击的争论。话题越扯越远，最终不知怎么落脚在京城的那几起桃色事件上，气氛变得前所未有的融洽。可是笑过之后，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陷入沉默——他们自以为肩负着俄罗斯的希望，在这种决定历史的场合中，桃色事件这类低俗的话题怎么能够摆在桌面上？而且，革命者是不能笑的。毕竟，革命是件崇高严肃的事！

1849年4月23日，陀氏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捕，最终审定判处死刑。在死刑的前几天，他接到确切的执行日期。最初，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认为无论如何自己不会死。然而，在侥幸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察觉自己真的可能会死。有几天，他变得歇斯底里，脾气暴躁，先天性的羊角风频繁发作。在一次清醒之后，他忽然变得冷静了。他开始在狱方的同意下会见亲友，并和兄长从容不迫地交代后事。在整个谈话中，他远比安然无事的兄长镇定得多。

“还有好几天才执行！早着呢！”接受现实之后，他没有变得彻底的绝望。他想尽可能地利用这几天干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却找不出值得做的事。他连看书的心思都没有！更多的时候是在睡觉——他居然能睡得着！很多时候他在为此自责。

行刑前的那晚，他睡了一个好觉。翌日一早，他被押赴刑场。时间是在1849年11月16日。在路上，他暗自算着监狱到刑场的距离。

“还有一段距离！离死还早呢！”他镣铐啷当地暗自寻思。除此之外，他考虑更多的是面对死亡所需采取的态度。严肃，一定要严肃！死生亦大已！

时值彼得堡的严冬。朝阳已经迟到，它慢慢刺破浓如牛奶的晨雾，开始攀升。街道两侧是光秃秃的枝丫，一只快要冻僵的麻雀注视着陀氏一行。总之，一切都是灰色的。

“上帝已经感应到我要死！”他暗想，甚至对此有点满意。这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靴子里好像有一粒沙子，硌得他的脚生疼，每走一步都疼。但他觉得在死亡这件严肃的事情面前，不能抱怨自己的脚被硌得疼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是不体面的！

他忍着疼继续前进。他在街上看到几个孩子在抽陀螺，其中有个孩子的帽子的形状颇为可笑——像一坨屎。随即他开始自责：死到临头，怎么还有心思观察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是，世界还是不可抗拒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想对一切视而不见，但做不到！甚至到了刑场，他还无法把世界排除在视线之外。仿佛要被处决的不是他，而他只是一个观看行刑的人。

在刑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观看行刑的人。和他最初设想的不同，对于陀氏等人的慷慨赴死，人们并没有把它看得与众不同——大家只是来观看死刑，没有考虑到陀氏他们的死的意义。很多人甚至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他们在交头接耳地聊天，话题不外乎家长里短，有些人甚至在笑！这一切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愤怒。他尽量转移视线。在刑场不远处的空地上，正在兴建一座大楼，几个工人在爬上爬下地扎脚手架。他感到纳闷——他们还兴建大楼干什么！

刑场布置完毕。由于绞刑架不够用，所以，分成三拨执行死亡。陀氏在第二拨。第一拨人已经被押上台子。

“轮到我还早呢！”他不是在欺骗自己，他确实认为自己离死还有一段。

第一拨执行死刑的人都耷拉着脑袋，除了神色有些类似过早起床的不悦之外，看不出什么两样！陀氏对这些革命同志的表现有些不满，就像一个导演不满一个演员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考虑自己行刑前的表情。他在思索要不要死前喊出什么足以彪炳史册的话？该喊什么呢？他没想好。他感觉在死亡面前一切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甚至虚是伪的，缺乏概括力的。但他并没有放弃，继续思考着。

第一拨死刑犯的脑袋已经被套在绳索上，执行官向刽子手使了一个眼神。刽子手点了点头，按下机关。犯人脚下的活板猛然开启，他们一脚踏空，抽搐了几下，一瞬之间就断了气。

人群中迸发出惊呼。连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也忍不住要失声大叫——不是欢呼，不是惊恐，就是想叫。他几乎忘了他自己马上也会得到这个下场。台上那几具尸体由于重力作用而下垂，他们仿佛被拉长而变细，挂在绳索上，摇摇晃晃，像是在寒风中摇曳的腊肉干。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不能相信台上那几个活生生的人一下子就死了。他感觉不真实，这一幕像是在演戏。最后，他妥协了——即使肉身可以瞬间死去，可精神能在一刹那间灰飞烟灭？

台上开始清理尸体，马上轮到第二拨。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感到恐惧，他安慰自己：就一瞬间的事，就像轮到我去买票了！在这时，传来皇恩浩荡的特赦令——死刑改为流放。

闹剧！他想。他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