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历史是个体意识培育、约束、毁灭人类意识，并与之斗争的进程。在下篇，我们采用所提出的视角去梳理一下人类的历史，检验一下这是不是历史最根本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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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原始时代，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个体意识，这些个体意识体现为自身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可以理解为两条主线，财富和自由需求），那时虽然有部落首领这个最简单原始的人类意识，但是还是非常微弱的。

如果没有部落首领，每个个体会为了自己争抢食物，女人，那是一种纯粹的个体意识显现，而最后的结果也是对每个个体意识都不好。

于是那最初培育人类意识的活动就发生了，人们指定一个最强壮（或者最智慧）的人作为首领，并让首领提出规则。这位首领除了有着自己原先个体意识的存在，他也被赋予了一种人类意识，他要去思考人类意识才会思考的事情（制定怎样的规则对大家更好，我们部落应该转移到哪里去打猎，等等）。

人类意识具备一些本性，比如他渴望让每个个体意识获得富裕的生活，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人类意识采取了一种扭曲的思考方式：它否认了部分人的个体意识，奴隶制出现了。

在奴隶制下，人类意识思考的角度是非奴隶的公民利益，少部分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满足了人类意识的渴望。但是被否认的个体意识并不是就不存在了，被否认的个体意识对人类意识进行了反叛，就像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那样。

几乎任何人类群体中都存在思想者，这是人类意识好奇心部分的个体化显现，而在任何人类群体中，哪怕社会再落后低下，都存在富裕的享受者，这是人类意识享受欲的个体化显现。人类意识貌似一直都在做着这样的事：首先满足少数人的富裕享受，至于其他人怎么样那就看情况，只有这样人类意识才能显现。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早期人类意识需要通过赋予个体才能显现，而这些被赋予的个体首先得要解决自身的个体意识需求才能给人类意识显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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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洪流中，人类意识终于做出了让步，承认了奴隶的个体意识，封建制出现。

如果说奴隶制的主要问题是被否认的个体意识与人类意识的矛盾，那么封建制的主要问题就是极少数个体意识对人类意识的影响扭曲，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封建制指定了皇帝作为人类意识去为所有个体意识考虑，但是皇帝这个体本身却是自带个体意识的（后来圣人就几乎没了），如果个体意识们发现这个皇帝并不是人类意识，并且太过分的话，就会去推翻它，重新培育一个人类意识，但是这个循环过程的成本实在太大，人类急需一种更加好用的人类意识形式。用什么形式呢？ 之前的人类意识的根本问题是和个体意识不兼容，或者说没有联系起来，那么最好的方式或许就是能把人类意识和个体意识兼容起来。

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就是个体意识们培育的一种精致巧妙的人类意识，但是其问题是容易失控。资本主义通过资本流动的方式较优地配置资源，当资本家们思考自己的资金投向哪里时，他一方面做的是个体意识思考，即考虑自身利益，另一方面资本也做了人类意识思考，思考把资源配置向哪里对社会最有利。

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居然神奇地兼容了个体意识和人类意识，人类意识分布在了资本家脑子中，人类意识寄居在了资本中。但是资本主义也继承了封建制的天然缺陷：个体意识对人类意识的交织扭曲，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也一定程度上否认部分人的个体意识，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史上最大规模个体意识对人类意识的反叛。而且资本主义这种人类意识的一大特点就是分布式，分散的人类意识本身离理想的人类意识还有一段距离。

宗教是一种纯粹的人类意识，宗教的本质就是一种人类意识。世界三大宗教都鼓励人们要向善，为什么，因为善是人类最理想形式的社会契约（其次是道德，法律这样的次理想形式的社会契约），如果不是作为人类意识的一种存在是很难提出这样的倡导的。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为什么在历史洪流中没有发展成普遍宗教，历史因素原因当然是一部分，但是最根本的是因为道教并不是一种人类意识的体现，而是少部分个体意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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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变迁至今，人类意识换了无数种形式，最令人费解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并非人类刻意培养的形式：技术。

在某些思想家看来，技术有生命。随着人类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异化的人类意识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栖息地，技术成了他的栖息地（可期待云雀未更的文章《技术有生命吗》）。并不是人类在发展技术，而是技术自身在发展技术，历史上人类的政治历程，经济历程都会中断，唯有技术的发展从来不会中断，技术的发展甚至还能从战争中获得动力。

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已经脱离人类的控制了。那么人类意识是否栖身在了技术之中？想想技术带给了人类什么，最大的用处就是尽最大程度满足了所有个体意识的需求。这样的满足我们提到过，人类意识为了在个体中显现，需要满足少部分人的个体意识需求，才能有赋予空间。那么技术的这种作用难道是为了让人类意识显现在所有个体中吗？这时的意识还会是人类意识吗，是一种怎样的意识？

我们尚不知技术发展到极致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如果是人类意识栖息了进去，那他到底想干嘛我们也是一无所知的。康德认为的历史目的论觉得历史进程的目的是把理性和自由赋予人类，按照技术发展的态势，历史的目的反而很可能是把理性和自由从每个体身上剥夺。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技术主导的人类社会只为拓展自身边界，这样的拓展不是任何一个体的意识，对每一个个体意识来说也没多大意义，但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倾向，每个人成了这个巨大拓展机器的齿轮，无力改变这个倾向。

在人类的前历史阶段，人们培育人类意识为自己服务，在后人类历史阶段，人们却很可能需要努力摆脱人类意识的束缚。

人类意识的概念并不像绝对精神那样是个虚无的概念，它和个体意识的概念是并列的，都是现实存在的。人类意识不仅仅可以人为培育出来，其原初形式也存在于每个个体中间，比如心理学家们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的利他行为，人为什么会在确信毫无回报的情况下具备利他行为，现有的各种解释都没答到点子上。

这是因为人内心蕴含的原初人类意识，这个意识是从人类意识的角度看待世界的，利他行为就是这种意识的指导结果。然而这样的微弱的原初意识距离实用阶段还很远，实用的人类意识需要刻意培育。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即使千差万别，仍然存在着一个共同点：所有个体意识都有着对一种理想的人类意识的渴望，这样的渴望在历史上有着具体的体现。

比如在古希腊时期，人们懵懂地把历史终极规律叫做逻各斯，认为逻各斯理性地推动历史进程；在包括中世纪在内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人类意识相当不完善，于是人们把这种渴望体现为了对神的崇拜，对宗教的热忱，殊不知在人们内心深处，神正是扮演着那个理想人类意识的角色，满足了人们的渴望。这样的渴望弄假成真，那时的人们居然真的认为历史进程是由神推动的，神成了历史的终极规律。

中国人为什么不信宗教，因为中国人在最初的古代就有了理想的人类意识：圣人（就是尧舜禹这样的），中国人不需要一个虚拟的神来弥补对理想人类意识的渴望，这样的一种理想人类意识对于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是很现实的，我们崇拜的圣人和智慧一直在教导人们如何在现实中培育理想人类意识。

再后来，西方世界中理性决定论诞生，理性决定论的意思是历史进程是由一种理性推动的，理性是历史根本规律。这样的理性无非是本文之前说的两条历史主线（财富和自由）另一种好听的说法而已，这样的理论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作用，是为了给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做理论支持，因为理性就是财富的理性嘛，就是所谓自由的理性嘛，所以历史进程要理性，要革命。

理性决定论价值不大，称不上历史根本规律；至于再后来的人本主义历史论，无非是说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这个很废话，难道历史是由猩猩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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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的这些历史理论反映的不是对历史更深刻的认识，而是将人们对理想人类意识的渴望折射到自己的内心，过于自信地觉得自己的理性能够替代人类意识了，殊不知这样的思维方式无非又是回到人类培育人类意识之前了，至少有着这样的倾向。

最初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似乎有着一种蝴蝶效应一样，影响到当前世界的形态：西方人和中国人看待政府的思考方式不一样。西方人觉得政府是另一个个体意识，因为每个人觉得自己的理性已经快无敌了，这样一种认知从心理学角度很好得到解释，是一种对之前时期把对理想人类意识的渴望寄托于神的自我鄙视，于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来心理平衡一下。

中国人则是觉得政府是属于大家的人类意识，好像家长一样，西方哲学认为古代中国人过于敬畏政府而失去了自由，实际上中国人从来不敬畏政府，中国人是像信任家长那样信任政府，中国人一直期望也相信政府应该是个属于大家的人类意识。

人类意识在历史实际中并不会属于所有人，而是属于培育他并使用他的少部分人。这样的划分一种是社会内部划分（比如奴隶和奴隶主），另一种是地域划分，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一个国家具备一个人类意识，不同的人类意识之间也存在交互关系。

无数个体意识一方面需要人类意识，另一方面也害怕人类意识，人类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矛盾貌似亘古存在，无法完全解决。欧美历史上和当前政治体制采用的思路是将政府打造成个体意识的机械叠加方式，从而避免各种个体意识和人类意识的问题，而不是采用更好的方式去培育更棒的人类意识，中国则是走在后一条路上。

中国人在炎黄时期就已经终结了所有政治体制了，因为那时的中国人在培育了人类意识之后，居然完全没遇到人类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矛盾问题（但是后来还是遇到了一些）。我们做的只是回到那里而已。如果再回过来看看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历史观，我们可以猜测，绝对精神如果是一种现象，一种模型，那么其背后的机制就是个体意识和人类意识模型。

个体意识是真实存在的，人类意识也是真实存在的（存在于被赋予的个体中），个体意识和人类意识的交互，以及人类意识与人类意识的交互从最深刻处拎起了一切历史进程，这样的情况符合动力解释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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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类意识和个体意识交互会产生历史进程蕴含着一种绝对精神的现象呢？我们在第一次提出个体意识的时候，就提到了个体意识是追求物质精神满足和自由性的冲动，那么只要人们应对的比较好，这样的追求必然能够不断得到满足，历史的所谓进程也就向着自由发展了，那么绝对精神历史观提到的历史目的自由论其实貌似啥也没解释，历史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所有人吃更饱，穿更好，玩更多时间，更加自由，自由的进展没有必要拿个绝对精神来说事，不然是不是还得有个绝对吃饭精神，绝对玩耍精神，还是绝对穿衣服精神呢。

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我看来比黑格尔要先进许多，他认为历史进程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云雀并不否认这个很有价值的观点，从本文的角度来看，历史进程的根本动力是人类意识和个体意识关系的变迁，生产关系的背后是人类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关系，生产关系只是这个关系的投影。艺术，宗教，文化根本上都是人类意识和个体意识关系的投影。

社会变迁的原动力是人类意识不满足个体意识的使用需要，或者异化的人类意识与个体意识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文的结论可以理解为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升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人的社会活动推动的，这样的社会活动最根本的是生产活动。云雀认为这个还不够根本，人的最根本的社会活动是个体意识培育、约束、毁灭人类意识，并与之斗争的活动。

从人类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视角来看，未来的人类社会会是怎么样的呢？在著作《未来简史》里面，作者提出在未来一种令人担忧的情况：随着科技的发展，极少数人精英掌握着绝对的科技和资源优势，社会生产力达到极致，绝大部分普通人成了一种‘无用的普通人’，无用的普通人的存在完全靠着精英的怜悯。

这样的情况有解吗？有，通过人类意识的异化来实现。在未来，一种情况是人类意识发生了异化，异化的结果是人类意识成了自身的独立个体意识。这样的人类意识脱离了人类的控制，具备一些特性，比如向地外空间拓展自身的使命。所有人的行为围绕都着这个人类意识的使命，包括极少数掌握着绝对的科技和资源优势的精英，没有人能逆势。

在这种情况下，无用的普通人就显得有用了，因为殖民庞大的地外空间需要庞大的人口，即使有着极致的科技仍然需要人，即使靠着高科技让一个人殖民一个星球，那也得要无数的人才行。于是所有无用的普通人显得有用了，每个人都有了价值，每个人也都有了存在的保障。而这个保障都是拜这个异化的人类意识所赐。一种异化的人类意识成了这个‘无用普通人’的解。

还有种极大的可能是所有个体意识消灭了人类意识。如果技术能够决定性地满足所有个体意识的需求，人类意识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人类意识将会被人们抛弃。历史上，个体都渴望成为人类意识的寄居地，因为这样意味着更好的生存条件，也对个体意识更加有利。在未来技术极致阶段，这样的渴望不再具有意义，人类意识容易失去个体的寄居空间，除非人类意识找到了更好的寄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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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形式的人类意识是怎样的呢？我们回想一下，历史上所有人类意识形式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被个体意识渗入和影响，这样的问题具有不可避免的特征，因为传统的人类意识必须通过寄居于个体中才能显现。

因此一种理想形式的人类意识首先要做到与个体意识的隔离。这样的隔离历史上人类试验过吗？试验过，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基本上实现了人类意识与个体意识的隔离，中央经济计划中心扮演着人类意识的角色，它的工作方式基本避免了个体意识的渗入，但是在实践中效率太低。

问题并不出在人类意识与个体意识的隔离上，而是出在人类意识掌控信息的能力上，这样的隔离试验时机还太早。随着人类进入后信息时代，这样的试验仍然具备价值，可行性也会更高。计划经济并不是原则上不高效，而是实践上存在局限性。

试想，当一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超级数据与计算中心充当中央经济计划中心的情景，即实现了人类意识与个体意识的隔离，又赋予了人类意识足够的信息掌握能力。人类意识理想形式的另一种发展思路是实现人类意识的广泛分布式，人类历史上也做过这样的努力，那就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本质是希望实现人类意识的广泛分布式，从而培育出理想形式的人类意识。儒家文化教导人们修身齐家，教导人们仁义礼智信，这样的教养是希望每个个体都能具备人类意识。幸运的是，这场两千多年前对理想人类意识探索活动的成果一直保持至今，成了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最后对我们的探索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吧。

我们提出历史终极规律这个迷人的问题，首先考察了历史必然性派和偶然性派，也考察了历史可知论派和不可知论派；

看了看目前历史哲学家们的思想深度，指出一种模型式的想法是有价值的；

初步探索了历史的两条主线，财富和自由，发现这两天主线已经能拎起大部分历史进程但是还不够深刻。

然后，云雀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历史的根本规律在于个体意识和人类意识的相互作用进程，用这样的视角重新诠释了历史进程。

我们还探索了技术这种特殊形式的人类意识，

回顾了历史上人们对理想人类意识渴望的具体表现，

还探讨了最理想的人类意识形式。本期的探索就这么多啦，希望大家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