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夏商周的同步发展和 夏人共主
看到这一节的题目，可能有些人会产生疑惑，小时候历史书上不是说夏商周，是三个朝代吗？怎么变成同步发展了？别急，这节课我们就来捋一捋。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是铜石并用的时代文化，约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到公园前两千年。龙山文化时期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代之前或夏初略有交错。龙山文化遗址挖掘出了精美的黑陶，后来，考古学家把这些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
上节课我们讲到新石器时代与中国国家起源，我们说那个时代文明部落如满天星斗般在各地闪耀，并发展出了不同的文明，例如河南的仰韶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这些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发展到后来都有了黑陶，所以统称为龙山文化，而长江中下游的嘉兴马家浜文化，和宁波的河姆渡文化，一般被称为湖熟文化。我们从这些不同的文化脉络中，是否嗅到了异样的气味呢？文化如此不同，怎么聚拢成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呢？
我们继续看其他的遗址挖掘。先看河南的殷墟遗址，里面出土的甲骨发现“周”这个字不断的出现，要知道，殷墟是商朝的遗址，周朝在我们原来的认知里，是在商朝之后，那么商的遗址里不断的出现“周”，你还会认为“周”是一个朝代，是接替“商”出现的吗？
再看另外一个遗址，河南西部的偃师二里头遗址，这是一个明显高于已知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程度的遗址，它包括城墙、宫室、甚至金属。偃师这个地方，在古史地理资料上有过“西豪”这个名称，而商建立的都城就叫“毫”，为此，考古界还闹过一次乌龙，认为偃师也就是西豪，是商的遗址，后来在众多的证据下，才证实了偃师二里头是夏墟而非殷墟。那么，怎样解释“西毫”这个词呢？其实这是一个方位问题，商人的都城在东，夏人的都城在西，而商人这个在东边的城叫“豪”，所以一座在“毫”西边的大城，就被称为“西毫”。
那根据这两处遗址的挖掘，夏商周很可能就是在三个不同的区域所产生的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然后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三个地区陆续发展了比新石器时代更复杂，更庞大的村落联合组织，他们的势力分布东边是商，中间是夏，西边是周。而中国古代国家成立是这三个区域、三种古文化、三个民族互动的结果。再把方位说清楚点，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出了夏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发展出了周文化，这两个根据考古已经证明准确无误。但是商我们没有办法根据考古层来判断，因为可供查考的商人起源的相关地点，几乎都在黄河的冲击区，土层无法挖掘。我们只能借由在夏、周考古所得的经验，来对商朝文明的起源进行初步的理解和推断，我们合理推测，商人一部分起源于和山东的龙山文化，一部分来自河姆渡的湖熟文化，所以商朝可能会比夏朝周朝更加热闹丰富，因为从地理上看，商应该是由两种不同文化互动融合所产生的。
确立了这样的概念之后，过去文献中很多不通之处突然就全都通了。举个例子，某本古书上说，夏的祖先是禹，商的祖先是契，周的祖先是稷。然后另外一本古书上又说，禹的祖先是颛顼，契的祖先是帝喾，稷祖先是少昊，然后这仨人颛顼、契、帝喾又都是黄帝的儿子！
怎么回事啊？明明三支不同氏族，不同文化，咋就出现了一个祖先呢？想想咱们现在啊，要是跟一个同姓的人套近乎，是不是常说，咱俩五百年前是一家子啊，所以同理，将不同群体融合在一起，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给他们找一个共同的祖先，那就是皇帝。
种种考古证据显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化的，并非皇帝是唯一的始祖。以目前的考古资料看，约四千年前，山东南边的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从部落社会进入了酋邦社会。
什么是酋邦社会？酋邦社会就是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一种称谓。进入酋邦组织，就会出现一个酋长。咱们在这里分析一下部落组织与酋邦组织的区别。
部落是一个合作组织，大家平等合作，将事情做完，部落没有太大的分配功能。而酋邦却是以分配组织的形态存在的，它出现了生产集中制，出现了生产资料的剩余，不管农耕还是渔猎采集，成员的收获至少有部分要交给酋长，由酋长进行分配。借由分配所产生的集中制，是从部落到酋邦的重大变化。
三个文明彼此接触，彼此竞争，对外不断扩张，对内加强集中。慢慢的，防野兽的壕沟不挖了，改为修筑防人的城墙，中国的国家机制，显然是在这三个不同的中心的竞争中，得以快速的成长。
互相竞争与防卫，加速了互动，也加速了彼此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以古史的尺度来衡量，大概从公元前两年到公元前一前年的这一千年中，中国快速产生一个辉煌的国家组织与国家制度，以及一套与国家组织和国家制度相对应的高度文明。
回顾一下上节课提到的，中国国家的出现，并不是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的突破，那么在生产总量没有巨大增加的情况下，六千年前创造不出来的文明，何以四千年年前就创造的如此辉煌，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这两年中，这块地区出现了剧烈的社会组织变动，社会组织上的变动让过去相对平等的人开始有了阶级分化，无产者越来越穷，而他们的人数却越来越多，有产者越来越富，而他们的人数却越来越少，资源集中，让富有的少数人得以挥霍，才创造的出我们看得到的文明。这样看来，其实是有点残酷的，拉开贫富差距，居然成为了社会文明前进的脚步。
参照古史文献，在这样的三角竞争关系中，夏应该是最先进的，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率先成为了跨部落的共主地位。但由于除了偃师二里头遗址，我们没有挖出其它任何有价值的夏遗址，最重要的是，也没有任何当时关于“夏”的文字记录。考古资料不足，所以夏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突破，成为了共主，到现在并不能完全解释清。如果单从考古遗址上来看，一个很有可能的答案就是，夏人发明了最有效的夯土技术。夯土并不容易，以当时落后的人力物力，要集结那么多的人，要做这么大的工程，不仅涉及到工作技术，还涉及到组织技术。而一旦掌握了高超的夯土技术，就能够产生很大的效果。它可以大幅减少敌人的威胁，另一方面还可以分出城乡，也就是在地里形式上构造了集中制的条件，乡人为了取得城墙保护就得贡献其部分生产所得，换来有敌侵扰时进城躲避的权利。
我们再来说说商，刚刚提到了社会分化，在原来平等的公社组织中，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着均贫的生活，那为什么后来多数人会坐视少数人变得富有并维持富有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与夏不同，商，我们考古挖出了不少东西，其中就有玉器与青铜器。先说玉器，精美的，但完全没有实用功能价值的玉器，这些东西的意义何在？
再说青铜器，商朝的青铜器有犀尊鸟尊，顾名思义就是做成犀牛，鸟的形状，这是对动物特别的观察与描绘。青铜的用途除了少量用于兵器指导外，绝大部分将原来的陶器改为青铜材质，从这一个事实，我们可能得到的推论是，正因为青铜等金属材料都是在烧淘的过程中发现的，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很自然的认为这是一件带有神力的事件，这样器皿就获得了宗教的意义。青铜上大量的动物纹样彰显的人与动物的关系，这不一定是威胁关系，青铜器上的纹饰与奇特的图样，也许是在记载并展现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所拥有的神奇力量，用现代说法就是商朝人可以和灵异沟通，而他们跨界沟通，最主要的对象是祖先。所以青铜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都是礼器，都是仪式性的器物。有了这个通天地通祖先的神器，商人掌握了巨大的威吓优势。
和夏人势力范围相接的商人，或许曾一度认夏人为共主，有了和夏文化频繁的接触。他们显然模仿学习了夏人的夯土技术，但光学会夏人的本事不足以凌驾于夏人之上，让商人脱颖而出的，最有可能的还是他们懂得设计之前从未有过的复杂仪式，以这套仪式召唤灵异力量，从而构建自身的权威。
好了，分析出了大概，那么下一讲，我们将聚落、建筑与共主更迭进行详细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