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灵隐寺的倡导下，腊八节文化在杭城悄然兴起，逐渐风靡东南佛国，影响遍及海内外，各地佛寺、药房、社区都在腊八节当天举行腊八文化活动并熬煮风格各异的腊八粥分享给附近的市民，为寒冷的冬日带来一股暖流。
其实，腊八节这个民俗由来已久，上可以追溯至我国春秋战国以前的周代，当时的人们会在每年的最后一个月（即十二月）以狩猎到的野兽举行大规模的祭神祭祖活动，既是一种庆祝，也祈愿来年风调雨顺，称为腊祭，史书上称之为“岁终大祭”。汉末以后，由于与传统春节的间隔时间太近，腊祭渐渐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此时，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经中有牧羊女给释迦牟尼供奉乳糜助其在腊八日证道成佛的故事，腊月初八遂成为佛成道日被广泛纪念，寺庙还仿照牧羊女的故事以杂粮熬粥供佛，腊八节由此产生并在民间传播开来。著名文学家冰心在《腊八粥》一文中说，她的母亲告诉她，腊八粥是佛寺煮来供佛的，说明了佛教对传承我国腊八节习俗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民国时候的腊八节。
腊八有时候并非仅指腊月初八，而是腊月里所有逢八的日子都叫腊八，比如初八、十八、廿八，所以又有“三腊八”之说。于富人而言，三腊八是催债收租的时候，而对于贫苦人家来说，三腊八则成了提心吊胆的日子。解放前的南京城老百姓就流传着这么一句俗话，“第一腊八犹自可，第二腊八急如火，第三腊八无处躲”，就是对这种情况的生动描写。
据出生于福建的冰心回忆，她小时候正值清末民初之际，母亲每年在腊八节煮腊八粥，这种粥由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象征着十八罗汉，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不但全家都能吃到，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友。她说，这种习俗在奶奶的时候就有了，她的奶奶正是给全家煮完最后一次腊八粥后才去世的。从这个沉重的故事背后，我们看到当时民间煮腊八粥，主要还是从节约出发，把家里存储的旧粮杂粮吃掉。
对于民国时期的佛教寺庙来说，腊八的意义又多了许多，概括起来有四种。
首先是纪念释迦牟尼成道。那时候的腊八节，佛教寺庙的僧人首先要做佛事，以诵经、上供等方式来表达对佛祖的纪念，同时感谢他的传道济世之恩。1929年的《佛宝旬刊》上有一首《腊八粥》歌，里面唱道：“青年小弟弟，和尚老哥哥，咱们先别喝，大家去供佛。今天如来成道日，大众笑呵呵，忙把佛事做”，一副僧人们欢天喜地煮腊八粥供佛的画卷立马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其次是积累福报。僧人们说，无论是施舍腊八粥食材的人，还是吃到这腊八粥的人，大家都可以得到佛菩萨的保佑。现代人也有一句话，叫作“施比受更有福”，施舍的同时，就种下了善的种子，这粒种子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并长成参天大树。有幸吃到这腊八粥的人，也会因为得到了所有人以及佛的祝福而改变命运。
然后是养生的作用。建国之初的《觉讯》（1953年）上刊载了《腊八粥》一文，里面有这样的话：“就是从营养价值来说，腊八粥也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它的配料，各地不同，但是用的都是各种富于营养的蔬菜、果品，如黄豆芽、胡罗葡、蕃薯、青菜、枣子、莲心、粉丝等杂煮成的美味的粥，在寒冬腊月吃起来，这种热腾腾香喷喷的腊八粥，格外逗人喜爱呢”，并且认为“吃腊八粥是一椿既有意义又有营养价值的优良风俗，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提倡的”。可见，腊粥的养生作用在那时候就已经得到了社会的重视。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接济贫苦人。我们知道，清末民国期间，各地军阀割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提前征收几年或十几年税收的军阀见怪不怪，四川军阀刘存厚甚至把税款预征到了2050年。再加上相互攻伐，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佛寺的僧人们本着慈悲的精神，尽自己所能救济贫人，赈施腊八粥就是一种汇聚各界之力进行慈善活动的措施。
据《香讯》（1935年）记载，当时南京仓巷有一座封崇寺（民间称卧佛寺，现已不存），每年临近腊八节，寺里的方丈就带着全寺的僧众，披上大红袈裟，手捧钵盂，沿街乞食化缘，把得到的东西拿回庙里，再和以红枣、栗子、果仁等物煮成腊八粥，在寺庙前设立施粥点，散济给贫苦老百姓。
《佛宝旬刊》也记载了北京广济寺的宗月法师与僧人们一起煮腊八粥施舍贫人的事。他们用白米、黄米、玉米、薏仁、菱角米、枣、栗、胡桃、杮饼、杏仁、高粱等物熬成的腊八粥，不但甘美丰富而且数量很大，大袋大袋的杏仁要用驴来运送，薏仁米也装了好几车。另外，还有许多义工自愿参与到放粥济贫的行列里来，车夫免费帮忙运薏仁米，扛包装卸的小伙子不但免费帮忙，还随身自带玉米饽饽充饥。
总的看来，民国时期的腊八粥，在寺庙和民间都流传甚广，其作用主要还是以节俭为前提，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把家里的杂粮旧粮烹煮一锅，供全家食用或赠送亲友与邻居。于寺庙来说，煮腊八粥供佛是其次的，主要还是施舍给穷人助其度过年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