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讲述了范蠡尽力辅佐越王勾践，通过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战胜强大的吴国。在越国强盛之后，范蠡并没有贪恋权势，而是放弃到手的荣华富贵，退隐江湖经商，又成为名扬天下的巨富。
范蠡是楚国宛地（今天河南南阳）人，携带宛地令文种投靠越王勾践。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后，劝谏勾践忍辱负重向吴国称臣，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备战，向吴国发动灭国一战，复兴越国，越王勾践一度成为当时的霸主。越国的成功，范蠡无疑是首功之臣，然而范蠡选择急流勇退，离开越国开始经商。范蠡离开越国后，在给文种信中写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告诫文种不要贪恋权势，赶紧离开越王。文种看到书信后，便称病不再上朝，却被人进谗言说是文种要谋反，越王赐给文种一把剑，说：“你教我七种讨伐吴国的计策，我只运用了其中三种就消灭了吴国，还有四种在你那里，你替我前往死去的先王那里尝试一下那些计策吧。”文种于是被迫自杀。由此可见范蠡走的英明、果断、及时。
后世重复这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帝王不在少数，无论是汉高祖刘邦，还是明太祖朱元璋，都有过杀功臣行为，稍好一点是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难题。如果非要较真，也是极少数善待功臣的皇帝，譬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但对大多数开国帝王来说，共患难的者多，同富贵的却少，这一点不但表现在政治领域，在商业领域，尤其是创业企业更是如此。
为什么人“共患难易、同富贵难”？这是背后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成功后利益格局变化会造成矛盾冲突。人在患难时可分配的利益很少，几乎为零，甚至是负资产——债务和悲痛。勾践落难时，范蠡除了能一起陪同到吴国为奴吃苦，没有利益可供分配，这时没有利益得失可计较，容易团结一致。而一旦功成名就，蛋糕大了，就会涉及利益分配，分配上差异，会让人心理失衡。对于勾践来说，范蠡为他复国报仇雪恨这个大功怎么赏赐？即使江山分一半也不为多，这时容易出现无以回报巨大压力，从而选择干脆杀之的极端心理。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唐朝李勉在天宝年间担任开封县尉时，曾经私放了一个强盗。后来李勉官场失意，遇到了当年救下的那个囚犯，这时囚犯已经很富有了，还娶了妻子。他将李勉请到家里，热情款待，扬言一定要好好报答他。可他反复考虑，觉得给出再多钱物都报答不了这份恩情，囚犯老婆就说还不如不还，杀了就好，省的以后还有麻烦。好在李勉命不该绝，家里的仆人听到了这件事，连忙跑去告诉李勉这件事，让他快点跑，逃跑的过程中囚犯派去追杀他的人，被李勉行为感动，放了他一马，而将恩将仇报的囚犯夫妻杀了。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恩情太重，会让想报恩的人负债如山，无以回报时选择除之而免除债务。
二是成功后见到共患难人时会想起“不堪回首”过去。人一旦成功，就会想自我膨胀，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为树立权威，就会极力避免暴露自己当初的弱点，以避免损害自己现有的形象。正如范蠡给勾践写告别信时，告诉了勾践，当年越王受辱时，自己不能替死，就心里抱愧，要以死谢罪。而李勉的故事中，被放掉的囚犯就感到，自己过去当强盗的黑历史被李勉掌握，李勉随时可能会揭穿他的一切毁灭他，因此为了掩盖自己过去的“罪恶”，选择灭口。
民间有个传说故事，说是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一位曾跟随朱元璋一起放牛的儿时小伙伴，来向朱元璋贺喜，想讨得封赏。在金殿上这位小伙伴见到朱元璋，激动万分地说道：“万岁，你不记得吗？那时候咱俩都给人放牛，有一次，我们在芦苇荡里，把偷来的豆子放在瓦罐里煮着吃，还没等煮熟，大家就抢着吃，把罐子都打破了，撒下一地的豆子，汤也泼在泥地里，你只顾从地下抓豆子吃，结果把红草根卡在喉咙里，还是我的主意，叫你用一把青菜吞下，才把那红草根带进肚子里”。然而，还没等小伙伴说完，朱元璋就命人把他拖出去砍了。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背后却也有深刻的道理，就在于人都不愿意暴露自己弱点，而不光彩的过去正是成功人士的心理隐忧，若有人去揭自然会激起心理上反感，为消除这个隐忧只好除之。
面对这种与成功人士“同富贵难”的现实，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像范蠡一般，选择尽早地离开，这样或许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