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将此文献给在天堂的老外公。                                                            ——题记

                                                              一、故土

        在赣西北的边陲有个叫作船滩的小镇，那里深藏着我的童年记忆，那里也是我祖辈世代耕耘的地方。虽称“船滩”，此地并非船只停靠的滩涂，小镇境内的两条小河均为修河上游支流，但因河道狭窄船只难以通航。船滩地处幕阜山脉东麓，群山绵延，陆路并不发达：东经澧溪镇有小道通往县城武宁，外公当年就是沿着这条路步行近70公里前往县城求学的，而我们子孙正是通过这条路去往外面更广阔的世界的；西北经九宫山（闯王李自成埋葬之处）有山道通向湖北，外公的父亲曾经带领一小支贩盐的商队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

        在乡土中国，人们与土地是黏在一起的，吃穿用度皆源于土地的馈赠。“他们出生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流放地”，张承志曾经在《心灵史》里这样形容西北那片贫瘠的黄土地。我的故土虽地处偏僻，但那一片青山绿水是自然给予故乡人的恩赐。

      在外公的记忆里，故土从来没有出现过饥荒。在他的记忆中，先后曾有两批外地人行乞至此：一次是他童年时，另一次是他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久。故土虽远，却不是一个纯然的“小国寡民”的封闭社会，外人逃荒的记忆是与中国当代史连在一起的。外公童年时的那批“外来人”应该就是电影《一九四二》里从河南南下的灾民，据说那场饥荒河南死了300万人；与第二批“外来人”相联系的是建国后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故土“山清水秀”，虽称不上丰饶，产出却足以让故乡人自给自足。故乡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勤恳恳地耙梳着祖辈耕耘过的这片土地，他们笃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朴素信条。这一片红土地，这一捧修河水，这一座幕阜山，是故乡人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宝库”。

                                                        二、故人 · 故事

1、沉塘

        外公生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其父姓程名德胜（为表述方便，下文称德胜，非有不敬之意），德胜为其独子取名“振仁”，名字里渗透着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深刻影响。

      外公的出生与一段美丽而真实的爱情故事有关。

      在乡土中国，乡村的商业并不发达，除了乡镇街上各司其职的几家店铺，村落间的交易融通往往依靠挑担的“货郎”（俗称“货郎担”，术语叫“行商”）。货郎的担子里装着雪花膏、纽扣针线、梳子镜子、糖果点心等南北杂货，他们走村串户，不仅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而且常常会给村民们带来快乐。货郎南来北往，走的路多了，自然获得的资讯也就更多一些，当他们孤单一人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村庄，见到村民自然话匣子就打开了，往往会把知道的奇闻逸事“添油加醋”地讲述给村民们。在村民的眼里，货郎就是那个见过世面的人。

        德胜早年就是那个走村串巷的“见过世面”的人。在故土的村巷间，德胜公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趣事，又结识了哪些有趣的人，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不过，我们猜想他大概是在挑担的路上结识了那位冯姓女子（兰秀），并和她结下了一段难解的情缘。在“一回生二回熟”的来来往往间，货郎爱上了冯家贤淑的女儿，冯家女儿也爱上了精明能干的货郎。只是冯家早已为女儿许诺下亲事，对方恰巧是德胜公同宗同族的程姓族兄。为了阻扰两人在一起，冯家和程家宗族无所不用其极，强行让兰秀与那名程姓族兄成亲，刚烈的兰秀从家中逃出与德胜私奔，未能逃远便被族人拦下，兰秀被扣以不贞不孝的罪名，族人以再不服从安排的婚事便将兰秀、德胜沉塘相威胁，二人宁死不从。据说，后来德胜、兰秀真的被绑在梯子上沉塘，二人抱着殉情的决心与宗族礼法做抗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毕竟不是那个宗族礼法就能断人生死的中国，受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懵懂的法制观念在乡村间悄然孕育，族人并不真想闹出人命，在象征性沉塘的恫吓之下，见二人并未有退缩之意，无奈间也只能将二人松绑，默认他们的这段亲事。两个痴情倔强的人，终于生活在了一起，这才有了我的外公。

2、小汉口

        外公出生后的第二年是1937年，1937年的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在船滩周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相继打响，众多大城市沦陷。船滩镇因为地处赣鄂湘边界，水路难通，且群山环绕，日本飞机未能来到这里，上千名城市商人为避战乱来到此处，船滩在抗战期间迎来了商业的繁荣，据说小镇上有十余条商业街，就连剧院都有四个。船滩因此在那个年代有着“小汉口”的美誉，在小镇上仍留存的“湖北街”就是当年“小汉口”的印迹。

        伴随着小镇的繁荣，外公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早年通过挑“货郎担”累积资本，大概是在30年代中期开始贩卖食盐，他曾经带领一小支商队往来于船滩至湖北通山县的山道，将湖北的食盐贩运至船滩及周边乡镇，由一个“货郎”转变成一位在小镇上有多间商铺的小型富商。大概也是在这条赣鄂边界的路上，德胜公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这个“一直在路上”的人被吸纳为一名地下联络员。六十年代外公在翻修房屋的时候，在墙缝里找到了他父亲的党员证，他将党员证送到公社书记处，怎奈当时公社里忙于文化大革命，那名可怜的公社书记随后被批斗得体无完肤，党员证从此不知去向。

        外公童年的回忆是甜美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的父亲给了他“天天可以吃肉”的美好生活。少不更事的他当年也曾跟着镇上的富庶子弟看戏、打牌。只是好景不长，他那位颇有经商头脑的父亲因为肺结核一病不起，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因为当年的房屋多采用木质结构，一场火灾将家里的几间商铺付之一炬。颇具传奇色彩的是，在德胜公卧病直至病逝的近一年时间里，他卧在床上指挥家里的伙计做买卖，据说仍然为家里赚来了几担花边（即银元）。

        德胜公去世的时候，外公只有八岁，他的父亲为他留下了一笔尚为可观的遗产。宗族里的长辈觊觎这笔遗产，以各种名目不许德胜公发丧，并请来道士做法，每日宴请族人，遗体搁置在家大半年才被族人允许下葬。 几担银元几近败光，留下一对孤孀独自面对坎难人生。

        伴随着外公家道中落的，还有“小汉口”的没落。日本人在1945年签署停战协议，抗战胜利，城市商人逐渐从小镇撤离。小镇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外公的苦难却刚刚开始。

3、踽踽独行

      外公的母亲是个小脚女人，虽然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骨子里却是个柔弱且传统的女人，她生活的年代女权思想还没有播撒到这个偏僻的小镇，女人在经济上只能充当男人的附属。在她丈夫离世之后，寡母孤儿受尽了族人的欺凌，从小康之家一下跌落成贫困户。为生活所迫，她只能选择改嫁。她改嫁的对象在地方上是个有名的人物，解放后被评为全国劳模，我小时候曾经在姑婆家里看过他在天安门被国家领导人（记不清是周恩来还是刘少奇了）接见的留念照片。

      倔强要强的外公从不称继父为“父亲”，即使受冻挨饿也不妥协，继父并不喜欢他。生父去世后，外公忍受着人世的凉薄，他开始在天真烂漫的年纪谋求生计。年幼的他心中懂得，他首先得活下来，其次得读点书才能改变命运。

        外公说他是一边砍柴一边跳级把小学读完的，年幼瘦弱的他砍柴时总是要花掉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别人砍五斧就能砍倒的树，他往往需要二三十斧。当同来的人已经将满满的一捆柴背到家里时，他还在一斧一斧的砍，他总想着多带一点下山，这样才能多换一点钱。其实跟成人比已经少了很多的那捆柴，于一个十岁不到的孩童却是难以承受的重负。“他说在下山的路上，真的想有个父亲能帮他扛一下，柴捆太重了，他被压弯了腰，他被压出了眼泪”，外婆啜泣着告诉我们。

        如愿以偿，外公读完了小学，并考上了县城的初中。如今，小镇通往县城已经有了高速，还有一条崭新的水泥路，开车只需要三十多分钟，但在外公的那个年代，他需要背着被褥，步行一百多里路去县城求学。走在那条去求学的路上，他是满怀着欣喜的。当他到学校报完到，走进宿舍的时候，一阵心酸涌上心头。同宿舍的人都是父母送来报到的，带着崭新的被褥，室友的父母不是在为孩子铺被子，就是在给孩子交代注意事项。他把自己那床破旧的被褥放在床架上，打了个招呼便出去了。

        外公入学时还是秋天，从家带来的那床被子还能勉强度夜，从深秋渐渐入冬时，钻在那床破棉絮里不禁瑟瑟发抖。“真是造孽啊，同宿舍的一个同学看我可怜，就让我晚上和他睡一个被窝。”提起那位同学，外公一直心怀感激。外公读书时用的那床破被褥后来一直留在家里，他说要留下来展览给子孙看，让我们记得好日子的来之不易，不过外婆劝导他不好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心里要念着当下的好，后来搬家的时候就把那床破被褥给扔了。

        在冬日里，晚上还能和同学挤挤躲过寒冷，尤其难熬的是白天。外公说整个冬季他只能穿仅有的一件棉衣，破得已经不成样子，风灌进衣服里那真是冷啊，为了不那么漏风，他只能把袖口缝窄一点，再用一根宽绳子绑在腰上，以免肚子进风着凉。

      初中毕业的时候，外公本是考上了高中，但因为经济窘迫他只能选择分配工作（在那个年代，初中毕业生国家就可以分配工作。毕竟我党在延安时，前来投奔的许多称为“知识青年”的学生也不过是初中文凭）。在外公的同学里面，部分家庭条件好且成绩优异的同学继续往上深造，我知道其中的两个，一个成了江西省的知名画家，另一个成了小有名气的医生。

4、一年里的三百八十天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近三十年，是中国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期，在那段历史记忆中，国人因为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承受了种种磨难，而对于自小受苦的外公而言，那不过是一段与土地有关的平凡岁月。

        初中毕业后，外公被分配在邻乡的供销社工作，后来又调回了船滩，不久后便认识了我的外婆——一名美丽的裁缝。外婆本是地主家的女儿，据说她祖父还在的时候，她家曾经有一片山林和几百亩良田，家里雇有好几名长工，农忙时还会另外雇佣短工。可是她父亲生性好赌，在祖父走后渐渐将家产败光，家道中落。“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正是因为父亲几乎输掉了全部家当，在解放后划分成分时才没有被划成地主，否则，迎来的将是接踵而来的批斗以及几十年的成分歧视。外婆虽然没有享受过家里的富贵，却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遇事沉着，临危不惧。

      一九五七年，外公外婆结婚了，一贫如洗的他们只能依靠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婚后相继生下八个孩子，两个早夭，存活了三男三女。家中有了孩子，外公很少的一点工资便不够维持度日，于是，他很快便辞掉了公职，下地成了一名农民。在大队里，外公总是那个起得最早的人，他早早地来到农田里，料理完庄稼，便赶到菜地里去照看瓜果蔬菜，有时还要去小河里抓几条鱼给孩子们改善伙食。而收工以后，外公也没有空闲去和邻居拉呱扯闲天，他还兼任村里的会计，晚上的时候他便耕耘在那一堆繁杂的账目里，时常很晚才能回家休息，早出晚归只是为了多赚一点工分贴补家用。家里的人口渐渐多了，矮小的老房子便住不下了。为了盖起一所新房，外公独自在老街的河里打捞石头，并挑担将石头运到新家的选址处，外婆后来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那个时候他是真吃苦啊，瘦弱的身躯要挑起那么重的担子，背都压弯了。”

      那时候，村里人这样评价外公：“别人的一年是三百六十天，振仁的一年是三百八十天。”

5、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做事勤恳、为人低调的程会计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认可，在后来村委改组为农业科学研究所时，大家推选他当主任。 当了村干部的外公，挑起了带领村民们奔向美好生活的重担。

    外公继承了他父亲的瘦小身材，也继承了他父亲的勤劳与智慧。他以身作则，敢为人先，在“治事”时从不偷工耍巧。当县里、乡里组织农业技术学习时，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外公在那个年代来到海南学习制种技术，后来把技术带回了村里，提高了作物的产量。后来村里分配到了一架打谷机，村里人都不知道如何使用，外公耐心的教导村民们使用。在教某位村民使用时，外公在示范时，他让那位村民抓住手柄，而那人并未按照外公的指导操作，当外公踩动机器的时候，转动的手柄打在了外公的门牙上，多颗门牙当即脱落，血流不止。外公被送到镇上的医院，用了许多止血药才将血止住。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另外还有公务、家务在身，止血后也没放在心上，牙床痛成为了困扰外公多年的顽疾。他时常疼痛难忍，每次都去找镇上的牙医，可那位庸医每次给出的办法就是拔牙，每次疼痛便拔掉一颗大牙，用上一点止痛药和消炎药，以前的一口好牙越来越少，胃口也越来越差。后来经济宽裕些的时候，外公到省城找了牙医，医生痛骂那名庸医谋财害命，大牙怎可随便就拔，幸亏外公运气好，没有大出血，省城的牙医给外公配了一整幅假牙套。所以，我们记忆里的外公都是戴着假牙的，晚上睡觉时他会把假牙套取下，泡在一个容器里。

      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我们农科所的伙食总是比其它村里的多。村里杀猪的时候就是村民们过节的时候，可杀猪却是个十足的脏活累活，外婆说外公总是抢着干。我实在无法想象外公瘦小的身躯是怎么杀死一头肥猪的，每每想到此处，总有一种难言的心酸与油然的敬意。

      念小学时，我看见镇上有个老人是坐在轮椅上的，外公告诉我老人在文革时因为被批斗从三楼跳下想要自杀，自杀未遂并落了个半身不遂。我转问外公在文革时的经历，他说他没有被批斗过，他说那个年代很乱，有的人人心很坏，不过是两帮人彼此不和，这帮人想斗倒那帮人，后来那帮人又卷土重来斗倒了这帮人，斗来斗去两方都没落好。“那个时候我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从来不妄议别人的是非，更不会参与批斗他人，我就是一个农民罢了。”多么朴素却深刻的人生哲学，守好自己的本分，绝不妄议他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是何等的难得。

6、顺应时代潮流

      为外公举办葬礼的那几天，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吊唁的人。无意间听到来客的谈话：“振仁家了不起，个个都是发财的。”“你不要看你现在有些钱，你远远比不上振仁，那个年代，我们这里贩卖木材的人很多，当大家都亏本的时候，只有振仁赚钱，别说船滩街上，就是我们温汤、东林、南岳到街上来的人，没有谁不知道程振仁的。”外公常说自己就是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乡里人如此高的评价会给外公在天之灵以慰藉吧。在我们的心里，外公是个有智慧的农民，他在风展红旗的年代响应号召管好了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在随后改革开放的浪潮里也顺应时代做起了小买卖。

        起初外公开了家小商店，经营南北货，颇有“子承父业”的味道。后来他也和他的父亲一样，踏上了那条去湖北的路，将湖北的木材贩卖到江西，这就是乡里人说到的“当大家都亏本的时候，只有振仁赚钱”的辉煌。做了生意之后，家里也渐渐富庶起来，外公在小镇上盖起了一联排砖房，屋后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种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果树后面有好几株板栗树，两边各有一片竹林和几亩菜地，那里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外公的房子是小镇上最大也是最气派的房子，家中人口虽多，却也住不了这么大的房子，外公便在家中开起了旅社。那时镇上的很多接待都是安排在外公家。

7、与病魔抗争三十年

        外公年轻时为生计透支了身体，再加上当时抽的烟草质量拙劣严重损害了肺部，在八十年代后期他便被诊断为重度肺气肿。在与病魔抗争的三十年里，外公表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坚韧的求生欲。

        外公是个乐观开朗的老人。我读高中时，他和外婆在武宁照顾我。那时的他因肺病常常气喘，但他总说希望自己能活到八十岁。我课业后，他喜欢向我讲述过去的故事，言谈间渗透着他朴素正直的人生哲学。他关心国家大事，喜欢收看新闻频道，中央四台的《海峡两岸》他几乎每天都看，并且常常惋惜“台湾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归”。午饭时，他会和我一起看中央十台的《百家讲坛》。高二那年，新闻里播放政府计划恢复免费师范生政策，我当时对外公开玩笑说：“我到时候就读这个师范学校。”阴差阳错，后来我就到了那所师大成了一名师范生。

      我上大学时，外公病情加重，天冷的时候家人便把他接到海南过冬。大概是2011年的冬天，外公在海口病重住院，医生给家人下了病危通知单。当不少家人来探望时，外公奇迹般的有所好转。2013年，我从师大毕业，按部就班的成了一名教师。那年外公回到了武宁家中，过年时用工资给外公外婆一人包了个红包，他们都特别开心。又一个冬天的时候，外公喘不上气又住进了医院，一度昏迷，我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武宁，外公看到子孙开心不已，再次奇迹般的恢复，从医院搬回了家中。

      生命最后几年的外公是痛苦不堪的，看新闻变成了听新闻，喜爱热闹的他几乎不能走出家门，甚至不能下楼吃饭，走上几步便上气不接下气，很多时候他还需要依靠吸氧维持生命。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因为心血供应不足，腿部出现腐烂，疼痛难忍。外公在最后的时光还保持着清晰的头脑，他挂念着外婆和子孙，对人世的眷恋支撑着他走完了最后一段人生路。

      2017年11月21日早上，坚强的外公离开了人世，享年81岁。

                                                              三、来者犹追

        外公离世后，我们重返故土，遵照他“叶落归根”的遗愿，将他埋葬在家乡的那一座青山上，埋葬在那一座曾给予走投无路的外公以生机的青山上，埋葬在那一座予人生予人死生生不息的青山上。

        外公的一生是苦难却奋进的一生，他少年丧父、青年苦读、中年苦干、老年苦斗，无情的命运从来没有让他远离苦难，他凭借着农民的那一份执拗劲儿与苦难抗争，不怨天，不尤人，默默地耕耘在这一片土地上，默默地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他和余华笔下的福贵一样，是二十世纪中国历经苦难的农民的写照。 

        他正直、善良、勤劳，他用一生的实践启迪我们何以安身立命，何以待人接物。他的哲学没有高深难解的词汇，但那一片赤诚与朴素却是最贴近大地的人生哲学。

      他对爱情忠贞不渝，他和外婆携手走过了令人羡慕的钻石婚姻，六十一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放心不下外婆，他担心自己走后外婆会孤独落寞。在这个人心浮躁的时代，他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陪伴。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的外公虽然没有丰功伟绩，也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传世的物质遗产，但外公留下的好家风于我们而言是一笔无价的精神遗产，我们将会将这种好家风和血脉一起传给子孙后代。有位哲学家说：“人生只如一瞬，转眼又到重逢。”在浩渺的宇宙长河里，个体生命的长度不过是短暂一瞬，生者终将与逝者重逢，念此便不必过度悲伤，替逝者活着，为来者活着！尚飨！

                                                                                                                        2017.12.11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