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此年的异常平淡甚至容易让人不禁怀疑作者刻意为之以防被误解为有所影射。
从结构上看，本书始于午朝讹传闹剧皇帝光火，引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治系统。这或可看作对《资治通鉴》开篇由“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引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理念不满的形式戏仿。
与由青萍之末揭示“上下否鬲，中外暌携”的手法相配合，从万历到李贽等人物更多作为线索和象征，而常被用作铺垫的环境才是包含寄寓态度的琐碎细节的主要载体。礼治理念下表现细节组成的时代环境及此环境造就的各方面细节才是本书实质——“万历丁亥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录”。
明至万历，文官集团渐臻成熟，幼年君主（万历）的成长环境决定其难有先皇（洪武永乐）的雄才或（正德嘉靖的）荒唐，雄心勃勃地亲政后发现礼治的不足（张居正等及反张臣僚对上求全责备，自己却多有阴私）甚至在执行中自我矛盾：不甘成为任文官摆布的象征，又不能违背自己赖以统治的道德体系（从幼年被制止学书法到后期被迫立常洛为太子等）于是只能用怠工来消极抵抗，沦为高而无位，贵而无民的“亢龙”。政治经济矛盾纵然最优秀的改革派政治家（张居正）或调和派政治家（申时行）都难以根本解决，军事体制问题难以被优秀的军事家（戚继光）解决，地方吏治难以被严格恪守儒家精神的官员（海瑞）改善，陈旧思想难以被敢于破坏的思想家（李贽）改变。
文官集团秉持的礼治理念既支撑了国家的存在，又使体制与矛盾互为因果愈演愈烈，从而使江河日下的封建帝国终于积重难返。与此同时，女真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看似革故鼎新，新一轮兴衰轮回的开始，实则不过是走进礼治死胡同前的回光返照，在人性，仁义，土地兼并怪圈中的垂死挣扎。次年的大陆西方，不列颠帝国摧毁西班牙“无敌舰队”称霸海上，积极拓展殖民和贸易，世界史新纪元的写法基本趋势自此决定···
此外，传统史学认为万历昏庸、申时行无能而拔高张居正、戚继光、海瑞和李贽并有“税重民贫”“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黄仁宇则逐一反驳，若非后者别有用心，就是礼治理念下的念英雄史观和狭隘民族主义渗于当代集体无意识了。
亚里士多德说历史只讲特殊，本书也的确只讲历史的必然，但读者不难感受到历史的惯性也许会将我们带入陷阱。尽管工业发展的洪流使礼教文化、小农经济和封建政体“三位一体”的旧思想土壤东去不返，阴魂不散的封建思想本身却又借法制之尸招摇过市。“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从戊戌到五四的经验告诉我们，新的体制仍要靠新人运转。
政治思想原非无源之水，国情有别不能机械模仿，那么古为今用便势在必行，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借各种名目浮渣泛起不足为奇也不足为惧更不用说为之因噎废食。但继承同时更要不断反思，吸取教训，擦亮眼睛，走好依法治国正道。
另外似乎此后却流行了一系列轻松低俗的稗官野史，只是以叙事记人为直接目的，比较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