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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个晴朗的早晨，刚接到邮局的电话，我便睡眼惺忪地赶到了离家不远的小镇。狭小的邮局里，一男一女两个工作人员正昏昏欲睡地守着临门的柜台。我简单说明来意并报上姓名，那个女工作人员便离开了椅子，在柜台下翻找起来。不一会儿，便拿出了一个红色的信封递给我，说道：“你好好检查一下。”我怕疼似的打开信封，确定录取通知书以及学校宣传手册都在以后，便心满意足地把这些单薄却沉重的纸塞进信封，仿佛要把我过往的所有烦恼忧伤疲惫都塞进里面一样郑重其事。

拿着沉甸甸的信封，我想到高考前几个月那段咖啡般苦涩的时光。的确，一回忆起那些日子，空气中便充斥着一股速溶咖啡的味道，在备战高考的岁月里，这种味道像老师的鼓励或责难一样每天都陪伴着我。无数个因紧张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无数个刷着题浑然睡着的白天，无数场或忐忑不安或信心满满的大考小考......所有这一切，像一朵朵炽热的火焰，让我在拿着信封时，如冬夜里流浪汉看见篝火般热泪盈眶。接着我又想到了向自己飞奔而来的大学生活，美丽而宽广的校园、高大的图书馆、前呼后拥的朋友、温馨惬意的日常......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如冬去春来，我的心里和脸上都繁花似锦了。

大概是我的兴奋表现得太过明显，那个男工作人员好奇地问我考了一本还是二本。我收住了笑容，有些难为情地答道，一本。女工作人员早有准备似的从柜台底下拿出一本书放在我面前，书的封面上写着：大学生入学必备。男工作人员马上停止了对我的恭维与夸奖，转而向我介绍这本书。“这本书不轻易卖，只卖给你们这种本科生，像那些专科生，想买我们也不卖。”他熟练地说道。尽管之前就有学长提醒我不要买这本书，纯属浪费钱，但我还是干净利落地付了款。我把书和通知书装进书包，走出了邮局，同样是轻快的。

出于一种炫耀——即便街上少有行人供我炫耀，我又把通知书拿出了书包，紧紧地捏在手里。我望着垃圾遍地的街道、望着来来往往颠簸着的车辆、望着稀稀疏疏的行人，觉得内心无比通透明亮。我想我应该犒劳一下自己，为什么不呢？我已经拿到了梦寐已久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左顾右盼，目光落到了邮局旁一个超市门口的玻璃柜台上，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香烟。虽然我并没有烟瘾，顶多在被高考折磨得焦头烂额时躲在厕所抽一根劣质烟麻痹一下神经，但我想，我是该光明正大地抽几根好烟了。我走到柜台前，俯视着玻璃柜台里各种品牌各种价位的香烟，最后盯住了一包20多块钱的软珍。我窘迫地看了一眼老板，又指了指烟，说道：“我要两包这个，还要一个打火机。”

我悠闲地点了一根烟，来到就近的休闲广场，坐在一个破损的体育器材上，然后把装有通知书的信封放在大腿上。透过薄薄的烟雾打量着久违的广场，记忆中的广场总是热闹非凡，而此时，却空旷到连流浪狗都没有。只有对面一栋正在施工的房子周围，忙碌着砌墙搬砖拎沙灰的工人和搅拌机呜呜隆隆的巨响。而这些忙碌都与我无关，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已经是一个知名大学的大学生了，等待着我的，将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时，便会对周围的事物都挑剔不满。就像此刻我看到旁边霸占着广场一隅的沙堆，心中充满了愤怒，也许就是因为这堆沙和对面的施工才让广场变得如此荒凉如坟场呢。我吸完了最后一口烟，把有些烫嘴的烟头狠狠地扔向了沙堆，仿佛只要我这根烟头，就能把讨厌的沙堆和周围无休无止的机器轰鸣都弄得灰飞烟灭。我又愤世嫉俗起来，猛烈地批判着这个小镇上所有让我厌烦的事物。从遍地狼藉的街道，到因年久失修而坑坑洼洼的公路，再到因无人管理而杂草丛生的农田。我像一个正直公道的法官，为这些东西扼腕叹息痛心疾首。

我又点燃了一根烟，静静地品尝着内心燃起的凛然大义。在我空想之际，从对面的工地上一瘸一拐地来了一推着元宝车的年轻人。显然，是来拉沙的。他穿着一双半旧的帆布鞋，一身绿色的迷彩服，沙和水泥的粉末下雪般从头到脚落满了全身，脸上又因流汗而布满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沟壑。他铲沙时像是动用了全身的气力，手背上的青筋山脉般高高隆起，半曲着的双腿过度负重般打着颤，仿佛稍微再加点力便会清脆地崩断。我有些同情地看他铲了两铲沙，又转过头，重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虽然如此，我还是会偶尔看一眼他，而他也会在劳动之余不时狐疑地打量着我，让我感到烦乱而且不安。于是我把身子背对着他，再次点燃一支烟，抬头看着天空中一团游走的云。

而那个年轻人却突然拐到我面前，恍然大悟般地问我道：“你是陈义辛？”

我被这个叫出我名字的陌生人问得目瞪口呆，怔了半响，才茫然地问道：“你是？”

“我是任焺啊，你不记得我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自己点了一根。

一种巨大的惊讶排山倒海样向我袭来。

“哦！哦！原来是任焺！怎么可能不认识？”

任焺看了看自己的褪色发灰的迷彩服，打趣道：“也不怪你，我整天灰头土脸的，像个叫花子一样。”他说话时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堵着一簇鱼刺。

接下来便是彼此尴尬地寻找话题。

“你在这里上班？”

“上什么班啊，打打杂，跟着我二叔盖房子，到处跑，没想到在这遇到你。”

“是啊，我也没想到。”

.......

“这两年过得还行吧？

“行个屁啊，每天累死累活的。”

他笨拙地弹掉烟灰，看了一眼我腿上红色的信封，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突然兴奋起来，我能看到他眼睛里射出一股热切的光。这种眼神我仿佛似曾相识，我苦思冥想，终于想起，在那幅著名的照片《我要读书》里，那个小女孩的目光也是这样的。

“录取通知书？”

我光顾着研究他的目光，他说完好一会我才猛然惊醒。这时才发现我一直高调地拿着通知书，为的是能够适合时宜地炫耀一下。而此时它却像一个烫手的山芋，想丢丢不掉，拿着却又窘迫无比。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已经憋得通红，“嗯，是的。”说完犹豫着把信封递给他。

任焺看着信封，把烟换在了左手，右手也同我一样犹犹豫豫地伸了出来，伸了一半却又慢慢地缩了回去，摸了摸口袋，说道：“算了，我手不干净，把你弄脏了就不好了。”

我拿着通知书的手在空中僵了好一阵，才又收回来，假装不经意地把它装进了书包。

空气静默了许久，仿佛连轰隆隆的机器喧鸣都听不到了，只有我和任焺之间丝丝缕缕的烟还在缓慢地浮动着。

“那我先走了，现在没时间，以后有机会再好好聊。”任焺扔掉了烟头，转身踉跄着走向了他的元宝车。

我慌忙答应着，跟上了他，决定帮他把那车沙一起推到对面的工地。他摆了摆手：“不用，不用，我干习惯了，不怕。”

我手足无措地站着，看着他推着元宝车蹒跚地走着。突然摸到了刚刚买来的另一包还未打开的烟，忙赶上任焺，把烟塞进他的口袋。

“这个你拿着。”

任焺放下元宝车，受贿般慌慌张张地要把烟还给我。

我抓住他的手，看着他暗淡的眼睛，几乎是在恳求：“是不是看不起我？”

任焺怔了怔，点头道：“那好吧。”说完把烟装进了口袋。

他又一次认真地看着我，许久，才缓慢地说道：“你要好好读书啊，在外面不容易，以后你出来就知道了。”

对于这句陈词滥调般的教诲，我没有表现出往常对父母那样的一脸不屑与厌烦，而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说完，他再次推起沉重的元宝车，向着他的工地吃力地走去。而我，则像一只过街老鼠，背着轻薄的录取通知书，慌慌张张逃离了小镇。

与任焺的这次重逢，如挥之不去的梦魇般困扰着我。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任焺——一个来自记忆一个来自重逢，一直占据着我的脑海。我像是一个离乡多年的老人，再次重游故地，拼命想要寻找一星半点与此地相关的记忆，脑海里却只剩下经历了沧海桑田后的悲哀与失落。两个任焺不知疲倦地打着转，一个清晰，一个模糊，却无法重合起来。终于当我从抽屉里翻出一张高一刚军训完照的班像，在一张张稚嫩青涩的面孔里找到了任焺，一些有关任焺的记忆才慢慢地浮现出来。然而，两个任焺在我的脑里更加激烈地打斗着。我的心里如滚烫着一锅沸水，不断冒出的蒸汽淤塞着，煎熬着我，窒息般的疼痛。

同很多认识任焺的人一样，他在我记忆中留下的第一幅画面，是高中刚入学时他另类的自我介绍。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衣和紧身裤，踱着小碎步走上讲台，圆圆的脸红得像端午的红鸡蛋。他紧张地环视了全班，两排浓密的胡子中间突兀地冒出一句奶声奶气的话：“大家好，我叫任焺。”在介绍时，他忽然并着脚轻捷地跳了一下，左手鸡翅样快速的左右挥了挥。与此同时，台下的我们已经笑得人仰马翻捶胸顿足。直到他走下讲台坐了好久，仍隐隐约约有一种憋笑的声音在教室里游移。

任焺成了班上最早让所有人都认识的人。仅用了一个几秒钟的自我介绍，他便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糙汉子外表下娘炮的本质。入学时，任焺的身份是班主任的侄子和年级第一名。本来这个身份就足以引人注目，而他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举动，更加推波助澜地让他成了整个年级甚至大半个学校的公众人物。任焺是一个谐星般的存在，倒不是因为他有多少幽默的伎俩，而是因为他与生俱来般的滑稽和喜感，一颦一足，总能诱发别人大笑的神经。关于任焺的滑稽，实在不胜枚举。比如，他说话时鸡爪般敏捷的手语和与他外表格格不入的口音，我们都说着方言，而他却说着刺耳的普通话，就像一群嗷嗷乱叫的狗群中，突然来了一只猫。又比如，他做操时动作夸张得像是在练武术，总能引起无数人伸长了脖子一边张望一边捧腹大笑。再比如，有细心的人仔细观察后发现，他每顿饭要吃两个肉，一顿早点要吃三个包子和一个手抓饼。“怪不得他肚子圆得像条母狗一样。”同学们讨论时说道。接着有人下了结论：“不然人家怎么会是学霸呢？”这句话像是点睛之笔，一下子引得左右的人都哈哈大笑。

入学不久，就有不少人奔走相告：“知道吗？年级第一是个娘炮！”班上一些人还把任焺当作一件结交朋友的利器。若是其他班门口站着一伙他们有点眼熟却不认识的人，他们便走到人群中间，摆出一副万分无奈的表情，以“唉，我们班那个娘炮”作为开头，接着便眉飞色舞起来，绘声绘色地向人群讲述任焺的糗事。毫无悬念，这样的讲述让人群炸开一阵笑声。如此反复几次，即便素不相识的人，也会成为一起打闹的好朋友。

于是乎，我班便成了动物园，专供其他班的人参观任焺的风采。很多人下课后便假装路过我们班，好奇地朝我们班教室里张望。如果刚巧在上厕所的路上碰到迈着小碎步疾走的任焺，一些人便会满脸讪笑着迎到他面前，学着任焺滑稽的动作，用任焺式尖细的声音打招呼道：“焺姐好！”这样的嘲弄让任焺面红耳赤，但他并不恼，只是看着对方，然后异常平静地吐出几个字“你们好。”声音依旧是尖细刺耳的。那些人听了任焺的话，便心满意足地走开了。待任焺走远，他们立刻火山爆发一样爆出一阵粗野的笑声，一直笑到接近笑死的边缘，才缓过气，上了个无比愉快的厕所。

任焺像一本行走着的单调乏味却又让人百看不厌的笑话书，虽然他的滑稽乏善可陈，但别人的取笑方式却千奇百怪，不断挖掘着他可供取乐的资源。就好像虽然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本《红楼梦》，却不断有人搜索枯肠想要写出一本与《红楼梦》沾亲带故的著作。“有任焺在的地方，就有欢声笑语。”班上的人常这样说。

起初，那些捉弄任焺的人还会因为他是班主任的侄子而有所顾忌，但连续试了好几次，仍不见任何有关任焺他叔要来找他们麻烦的风吹草动。于是，人们都相信任焺是个不会告状的人。“想不到，他居然还有点男人的本性没有消失！”一个人这样评价道。一次，一个其他班的人拿着一块宾馆里那种小型的香皂，故意和任焺相对着走去，撕掉包装袋走到任焺面前，满脸堆着献媚的笑：“焺哥，吃奶糖。”为了表示尊敬，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叫“焺姐”，而是叫“焺哥”。任焺听了很高兴，从那人手里接过“糖”，非常爽快地放在了嘴里。任焺刚含住了那块“糖”，那个人便飞快地跑走了，憋着笑，一直跑到一群在远处欣赏着这一幕的人群中间，才同那些人一起笑得唾沫横飞眼泪直流。任焺含着“糖”，微笑着品尝了几秒，才发现不对劲，忙跑到教室的垃圾桶旁边，“哇”的一声吐了出来，接着干呕不止，裹挟着泡沫的唾液活水源泉样粘稠地向下滴着。教室里有人见此情形早已捧腹大笑起来，笑声惊动了睡觉的人，于是那些睡眼惺忪的人也立刻笑得泪流满面。过一会儿，才有几个女生关心地上前帮任焺拍了拍背，并递给他几张纸巾，同时愤怒地对着门口大声骂道：“都是些什么人，牲口！”

所有人都以为这次任焺会找他叔帮他出气，而出人意料的是，连续几天，班主任都高高兴兴地来上课，又闷闷不乐地走出教室。之所以闷闷不乐，不是因为他侄子的遭际，而是因为我们笨拙的脑袋总让他大失所望。看来，任焺没有告状。看来，任焺还有一点男人的本性没有完全泯灭。

虽然我有时也会忍不住跟着众人因任焺而发笑，但更多时候，我对任焺充满了担忧与同情。我害怕他会因为别人那种带有侮辱意味的嘲笑而自寻短见，因此每当我看到他独自伏在走廊的栏杆上，总觉得他会一纵身跳下去。我常想，要是换作我，我可能早就死了不止一回了。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虽然每次在大家的嘲弄中他都会显出几分气恼，但那些笑声消失后不久，他便立马变得气定神闲起来，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上课时依旧充满激情地跟老师探讨问题，把其他的同学晾在一边面面相觑；放学后依然微笑着吃光一大碗饭；午休和晚休时依然不顾别人的吵闹，早早地躺在床上，肆无忌惮地打着鼾。也许正因为他的这种“无所谓”，才让别人的嘲笑黄河东流般无休无止。尽管黄河每天都在汹涌奔流，但巍峨的巴颜喀拉山并不会因此变低一寸，尽管别人对任焺的嘲笑并不曾减弱一分，但这一切不会影响任焺的照片亘古不变般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任焺是个没有朋友的人，尽管貌似每个人都跟他很熟。后来他曾跟我说，我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我跟任焺友谊的开始，大概是我写了张充满“怜悯”的纸条给他。我说过，我对任焺充满了同情，并且担心他想不开。那时候，我们喜欢上课时通过传纸条与坐在远处的人聊天。我酝酿了很久，终于写了一张纸条：

任焺：

      不要跟那些人一般见识，想开点，我挺你。

                                                陈义辛

有人看见我写纸条递给任焺，以为我在酝酿什么捉弄任焺的诡计，一脸奸笑着用眼神示意我。我挤出一点微笑，便转过头，假装在很认真地做作业。过了几分钟，一张纸条从任焺那里传了过来，我打开，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

  谢谢你关心我，你放心，我不拿他们当人，我不在乎。

那是一个冬天，气温出奇的低，冰冷的空气让人的睡意像低垂的天空一样昏沉。我看完纸条，把它塞在书桌里压着，内心感到一丝欣慰，笼罩着我的睡意完全消散了。下课后，我走出了教室，想确定天空中下着的究竟是雨还是雪。细细的雨滴像厚重的雾一样纷乱地飘洒着。世界陷入了一种黑暗，像挂上了一层银幕，走廊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影，仿佛全人类都已冬眠了。我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走到教室的外墙靠着，眼睛漫无目的地看着冷雨。这时，任焺也从教室里出来，慢慢走到我身边，也靠着墙，望着天空。

“你怎么不睡觉？”他望着我。

我笑了笑：“我想看雪。”

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不要做梦了，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我们这里已经好几年没下过雪了。何况我们县城坐落在山洼里，海拔低气温高，就算下也不会下到我们这里。这个知识我们初中就学过，你难道就忘了？”他像传道授业解惑一样滔滔不绝地对我说着。

我对他这翻卖弄知识的言语反感至极，心想我又不是傻子，你说的这些小学生都可以倒背如流，你还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怪不得那么多人看你不顺眼，你真特么的活该！我吃了屎才会去安慰你。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让这些话骂出口，只是无奈地笑了笑：“万一下了呢？”然后悻悻地走进教室。我的内心一阵失落。在心情不好时，我喜欢把自己的身心都交给睡眠。上课时我摇头晃脑地睡，下课后戴着帽子枕着校服睡，地老天荒一样。不知道睡了多少节课，多少个课间，也许连早饭也忘了吃。正在我贪婪地睡着时，觉得谁的手摇了摇我的身子。我生气地抬起头，是任焺。他笑眯眯地看着我，高兴地说道：“别睡了，下雪了。“

那天晚上下自习后，我和任焺顶着肆虐的风雪来到学校小广场。小广场上已如周五集会时一样散布着很多人。每个人都激动得像个孩子，在广场上打雪仗，堆雪人，拿出手机偷偷摸摸地拍照。雪花纷纷扬扬飘落着，一视同仁地拥抱着每一个肮脏、整洁、贫瘠、富饶的地方。在白雪的覆盖下，一切矛盾的事物都悄无声息地和解了。很多人都在厚厚的积雪上认认真真地写下了自己所爱之人的名字，在这样浪漫的雪天，虽然不能跟心爱的人一起享受浪漫，但同样浪漫的是：把那个人的名字写在雪地上，让不断飘零的雪把它慢慢覆盖，当放晴雪化时，它便化成一脉晶莹的水，再经过太阳的蒸腾，它便与空气完全融合在一起，这时候一呼一吸，都似有那人的味道。任焺把我带到一块未被践踏破坏的雪地，激动地对我说道：“我们也写吧！”我看着蝴蝶般舞动的雪花，右手食指在雪地上方机械地转了几圈，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终于什么也没写。我看了看任焺，他刷刷地写了好多字，我好奇地问他写了什么，他神秘地笑了笑说：“愿望。”

第二天早晨，任焺出现在了我的宿舍门口，他叫了我的名字，说要跟我一起走。也许那便是我们友谊的开端，多么出乎意料，却又多么自然。两个平行线一般的人，忽然就成了朋友。虽然，我有时耻于承认我们是朋友。鉴定朋友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是，在一起时是否有话可谈，是否能够交心交肺地谈，是否能够在无话可谈时仍不会觉得尴尬不安。因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和任焺的确成了朋友。

从那次下雪后，我和任焺几乎每天都形影不离。我们一起吃饭，一起上厕所，一起回宿舍。我们上厕所时在谈，吃饭时在谈，只要在一起时，都会海阔天空地谈。从天文地理、国家大事，再到明星八卦、轶事奇闻，无所不谈。在没成为朋友之前，我们都是沉默寡言的人，而现在，我们的话却比语文老师都多。当我们再也找不到话题，便各自看着周围的风景和来往的行人。看到什么有趣的人或物，便很快示意对方，“看那个人”、“看，那棵树开花了。”于是，我们又从“那人”、“那花”谈论起来，谈到山河湖海，谈到过去将来。有一次，我们谈起到理想，他有些失神地说：“我就想成为下一个马云，然后成为慈善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听听完哈哈大笑，我说：“你要是下一个马云的话，我就是下一个鲁迅，唤醒那些麻木的人，哈哈！”他也哈哈笑了，笑完说道：“那就这样吧，你当鲁迅，我当马云。”

我们交谈时，他仍旧说普通话，我仍旧说方言，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和谐。尽管如此，我对他的家庭以及有何特殊经历仍一无所知。他不说，我也不问。直到那一次，他对我说：“你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

具体的时间我已经忘记，只记得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在我三年的高中生涯里，学校里晚上停电就只有那一次。虽然学校里有发电机，但那次学校还是停电了。我和任焺吃过晚饭后回来，教室里已有些昏暗了。有台灯的同学点着台灯做作业，没有台灯的同学就从教室走到走廊，又从走廊走回教室，三五成群地谈天说地，打打闹闹。教室内外乱成一锅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祈祷不要来电了，果然，直到英语老师走进教室，依然没有来电。我们早就商量好，把台灯都收起来。于是当英语老师在模模糊糊的夜色中问道：“你们都没有台灯吗？”同学们都七嘴八舌地回答道：

“在宿舍！”

“没有！”

“没电了！”

“那你们要干些什么啊？”英语老师以他幽默的口吻问道。

“睡觉！”

“聊天！”

“唱歌！”

英语老师无奈地摇了摇头：“你们别闹，几分钟后就来电了。”

然而并没有来电。

我们就这样干坐着，听着雷雨声，望着闪电扯。不一会英语老师就走出了教室。我们便开始说话，开始走动。教室里又喧闹起来，叽叽喳喳，人来人往，赶集一样。我的同桌是任焺的同桌的好闺蜜，她见此情形，早已忍不住要去找她闺蜜，于是任焺便和她换了座位。我和任焺坐在一起，马上兴致勃勃地吹起牛来。我说：“月黑风高，电闪雷鸣，正合适讲鬼故事。”我在脑海里搜寻了一阵，便讲了起来。

“我们村有两个人半夜骑着摩托去山上打野兔，不料在一个十字路口碰到一个身着白衣披头散发的女鬼，灯光打在她身上，她便消失了，灯光一移开，却又出现了。那两个人吓得调转摩托便往家里跑，到家下车后却发现，刚刚那个女鬼正站在他们家门口。”

“我有个朋友说他有个亲戚，是那种带'龙骨'的人，这种人很容易被鬼上身。一次，那个人又被鬼上身了，一直捂着脸说脸疼，说她出了车祸死得好惨。村里的巫婆一边念咒一边用扫帚打，才把鬼撵走。后来巫婆说，那个鬼死于车祸，脸被碾烂了一半。”

我胆战心惊地说着，声音因害怕而打颤。一种恐怖的氛围笼罩着我，让我觉得某个角落里也躲着一个鬼，正死死地盯着我。任焺也仿佛被吓到了，很久没有说话。

大概过了5分钟，任焺才转过头看着我：“你见过车祸吗？”他淡淡地说道，声音里却有一种努力克制着的紧张。

“没见过。”我摇了摇头。

“我见过，死者是我妈。”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这事说来话长。我是农历五月初五出生的，在农村的说法中，这天出生的男孩会克父。所以我才生下来，我爸就要把我扔掉。我妈哭鼻子抹眼泪，又求又骂，最后才把我留下来。但后来我爸还是请了镇上有名的风水先生来我家做法事。我妈后来告诉我说，我一两岁时一直不乖，一晚要哭几次，像小猫叫一样。她还说，我到5岁才断奶，整天跟在她屁股后面要奶吃。我六岁时，我爸跟我妈离了婚，他在外面做生意时，找了小三，并死心塌地要跟小三过。我被判给了我妈，我爸付抚养费一直要到我18岁。那时候我刚刚上小学，为了方便送我上学，她在学校斜对面的加油站上了班。平时我的那些同学都是和同村的小伴一起上学放学，而我则一直都是我妈送我接我。她很爱给我讲故事，而且总是用普通话。她也要求我讲普通话，因为她相信，学好普通话我将来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如她所愿，我到现在也不会讲方言。一天下午，我正和同学玩追人。突然听到从加油站那里传来一声巨响。我和同学都向学校大门跑去，抱着栏杆向那边张望。我看到两张小轿车卡在两排油桶中间的凹槽里，黑色轿车下面蜷缩着一个人，看不清是男是女。那个人周围湿漉漉的，不知道是油还是血，一直从车底像藤曼一样爬得到处都是。我看了一阵，一个同学就叫我继续去玩追人。我便离开大门，大汗淋漓地去追那个人。上课的时候，外面传来警车的声音，我才开始害怕起来。因为我妈跟我说过，警车是专抓坏人的，我害怕他们抓坏人时把我妈也抓去了。放学后我才知道，那个死了的人，是我妈。当时我大概12岁吧，正在读六年级。”

任焺说完，已经有些哽咽，但仍努力地克制着。我除了叹息，再也说不出话。教室里已经有人开始唱歌了。

他停了停，深呼吸几口气，又讲述起来。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梦到我妈。有时候，是她没出事时的样子。她拉着我的手，去田里摘蚕豆。她让我站在田埂上等她。我在田埂上摘野花，转过头，她就不见了。我就开始哭，哭着哭着就醒了。有时候，她全身都是血，用血肉模糊的手摸着我的头。只是摸着，并不说话。每次做这种梦，我都会惊醒过来，醒了以后就缩在被窝里再也睡不着。”

我惊谔地看着任焺，他的讲述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奇怪的发音，他母亲的死，他关于他母亲的梦，我不由得联想到刚刚我讲过的关于鬼上身的故事。这种联想让我后背一阵发凉，头发仿佛要竖起来，脑袋里翁翁的，心跳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能听到。我恐慌地看着他，生怕他猛起身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活活掐死。在我确定他的眼里没有异样，而他的讲述也在不断推进时，我才放下了防备，沉湎于他的故事里。

任焺的母亲死后，任焺便不得不跟着他爸。继母对他倒也不错，但他爸却不喜欢他，因为任焺扭扭捏捏的姿态、稀奇古怪的说话发音，还有他孤僻的性格。那个迷信的商人一直对任焺的生辰耿耿于怀，而任焺母亲的死恰恰佐证了他的顾虑。“这狗日的才生下来就该死，我跟他妈离婚了他克不了我，倒把他妈给克死了。”任焺曾无意间听到他爸跟他继母这样说道。任焺听到后收回了正要走进客厅的脚，转过身回到了他的房间，泪水无声地滚落下来。从那以后，任焺很少和他爸说话。除了吃饭和必要的生活费交接，他几乎都待在自己房间里。上初中以后，任焺没有什么朋友，每天只与学习为伴。周末放假回家以后，他依旧躲在他的房间里，一张接一张做着试卷，做完试卷就预习，预习完又复习，这些都做完了，就看图书馆借来的小说。任焺的刻苦学习换来的是每次考试都高出第二名好几十分的好成绩。当然，任焺也会遭到像高中一样同学们的嘲笑。虽然刚开始觉得很屈辱、很难过，但久而久之便习以为常了，他用每次考试令人高不可及的成绩来回击那些侮辱。因为他的成绩，任焺他爸渐渐改变了对任焺的偏见。有一次吃饭，任焺他爸破天荒地夹了一块肉放在任焺碗里，意味深长地说道：“你好好读书就对了，你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我脸上也有光。我跟你妈到现在也没生个一男半女，这个家以后还得靠你。”任焺点了点头，眼眶却有些湿润了。任焺的父亲对任焺好了很多，放假时还会带着任焺去旅游，知道任焺爱看书，还特地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四大名著，趁任焺睡觉时放在了任焺的床头。“我原谅他了。”任焺在跟我讲述时这样说道。以任焺的成绩，他完全可以考上省里数一数二的高中，但他爸对他说：“就报你大叔那个学校吧，他今年刚好教你们这届，也好照应你。他已经跟我说过好几次了。”任焺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任焺说完，又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个天长地久的故事，只是沉默着。我们都沉默着，听着讲台上的同学唱歌。突然，任焺转过头看着我，小声地对我说：“你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刚才那些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又是许久的沉默。

我期待着赶快来电，好让这样的沉默早点结束。像是明白我的心思，一个同学突然起哄道：“请焺哥唱首歌吧！”其他人也兴奋地附和道：

“焺哥，唱歌！”

“焺姐，唱歌！”

……

大家只是在开玩笑，没想到任焺却真的走上了讲台。他顿了顿，说道：“我唱得不好听，大家不要笑。”不笑是不可能的，在任焺走上讲台的过程中，下面的人早已习惯性地笑了起来。大家都挪正了位子，喝了一口水，期待着任焺又闹出什么笑话。然而，当任焺开口唱时，教室里突然安静了。谁也没想到，任焺还有这样一副动听的歌喉。他唱的是一首粤语歌，我不知道名字，也听不懂歌词，只是隐隐约约听到他反复唱到两个字：朋友。朋友。任焺唱完后，台下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尖叫。在任焺短暂的高中生涯里，这大概是他唯一一次受到这样的尊敬。

自从那次停电之夜，我和任焺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很多。但我心里却有了一种不适。他对我说，我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当他突然把我的位置抬得这样高，我便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这样的话，仿佛我也有义务把他当作最好的朋友。好在这种感觉只存在了几天。后来我们依旧形影不离、谈天说地，甚至周天放半天假还会一起逛街。

当我们因彼此的友谊而快乐着时，一些风言风语却传开了。开始有人说，我和任焺是在搞基，而且把各种细节说得绘声绘色。一些平时经常跟我一起说笑的人，渐渐不怎么理我了。我厚着脸皮跟他们开玩笑，他们却表现得有些不耐烦：“找你的焺姐去！”一种火辣辣的东西冲上我的头顶，我想狠狠地抽那人一耳光，但还是强忍住怒火，回到座位上看着试卷生闷气。刚开始，我并不把这当一回事，觉得过几天大家就忘了，也就不会再说什么了。但事与愿违，流言蜚语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以至于我跟任焺走在一起时，总有人在我们背后窃笑。生活给了我一个沉重的打击，想不到我也成了被同学所嫌弃所疏离的人。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何以至此的原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归根结底，是因为任焺。虽然我舍不得任焺的友谊，但我并不希望一直生活在别人异样的目光里。就这样，我开始刻意地躲避任焺。放学后我便快速地收拾东西一个人回宿舍，吃饭时也趁任焺不注意独自溜到食堂。我希望我的所作所为能够彻底地疏远任焺，然而，任焺还是会雷打不动地守在宿舍门口等我，并问我这几天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依旧会在课间来到我座位边，高兴地跟我说话。每当这时，我心里便有一种深深的愧疚，觉得眼眶热热的。但听到背后他人尖锐的笑声时，又有一种无处发泄的怒火，这种愤怒不是因为笑我们的人，而是因为任焺，因为他影子般无法摆脱的跟随。我被内疚与愤怒包围着，为了摆脱这种痛苦，我对任焺的疏远更加变本加厉。当我们走在一起，我便不怎么说话，他跟我说什么我也爱答不理，一副冷漠的样子。有时我甚至故意加快脚步，把任焺甩在身后几步远，这时任焺也不再说话，与我保持着那段距离，安静地走着。

任焺的故事终止于班主任突如其来的一场大搜查。那天傍晚上晚自习前，班主任面色严峻地走进教室，在打闹的人马上回到座位，认真地做起了作业。我们对这种突袭早已习以为常了。像是一场演习，在那几分钟内，我们都尽职尽责地扮演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班主任走后又恢复如常，该玩的玩，该吹牛的吹牛。但那天晚上，班主任突然挨个搜查我们的书桌。就这一次搜查，班上十多个手机都被收缴了。开班会时，班主任骂了我们半节课，一边骂一边把缴来的手机丢进事先叫人拎来的水桶里。

手机被没收的人悲痛欲绝、怒火中烧，经过理智分析，他们中一些人认为一定有人给班主任打小报告，为首的陶刚还扬言一定要查出那个“叛徒”、“狗娘养的”，然后好好地收拾他一顿。因为有班主任的亲侄子这一特殊关系，再加上一直不合群，任焺便成了陶刚那伙人重点怀疑的对象。虽然其中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任焺一直被他们捉弄来捉弄去都没有告他叔，想必不会是他。但陶刚却一口咬定：“谁说不是他？不是他是谁？他肯定早就怀恨在心，所以才找了这个机会报复我们。再说了，他可是女人，女人心海底针，他什么事干不出来，更别说是打小报告了。”

于是，陶刚他们找到了任焺。“焺姐，是不是你给你叔打小报告了？”陶刚叉着手质问任焺。任焺当时正在做作业，听到陶刚这样说，早已激动得面红耳赤：“我没有！”“呵呵，你没有？除了你还会有谁？”“你不要血口喷人！”任焺气得咬紧了牙。“我血口喷人？你什么货色我又不是不知道，我血口喷人？我还想*你妈呢！看他下面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生出你这么个——”陶刚话还没说完，早就了挨任焺一耳光。教室里马上乱了起来。陶刚掐住任焺的脖子就要打，任焺也挥舞着拳头要打陶刚。幸亏旁边的人把两个人都死死拉住，事态才没有恶化。上课铃响了，陶刚和周围的人才散开。临走时，陶刚捂着发红的左脸放下一句狠话：“你狗日的等着，回宿舍我要你小命！”

在远处的座位上，我忐忑不安地看着这一幕。我不会告诉任焺，也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才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我打的小报告，因为陶刚他们总是因为我跟任焺的关系而嘲笑我、讽刺我、疏远我，我没有勇气跟他们硬碰硬打一架，但我咽不下这口气，所以我选择了这样一个卑劣的手段。在任焺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远远地看着，有好几次想要站起来，大声地说：“不关任焺的事，是我告的！”但我没有，我害怕，害怕陶刚他们的报复，害怕全班人对这一可耻行径的蔑视。我不想成为一个被所有人嫌弃被所有人戳着脊梁骨唾骂的人。我不想。是的，我没有站起来，只是远远地看着，仿佛在看一出与我毫无干连的戏。

那天下晚自习后，我照例没有等任焺。陶刚他们早早地回到宿舍，在任焺他们宿舍门口等着，等着践行陶刚放下的狠话。任焺刚走进宿舍，陶刚他们就反锁了门，尔后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把任焺打了一顿。任焺没有还手，像个沙包一样被他们推来搡去、拳打脚踢、辱爹骂娘，一直折腾了十多分钟才肯罢手。走时，陶刚再次放了一句狠话：“死娘炮你给老子小心点，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在那漫长的十多分钟里，我的一个舍友曾对我说：“你不是任焺的好兄弟吗？他被打了，你不帮帮他？”我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谁说我是他兄弟？他被打关我什么事？你是他兄弟你去帮啊！”说完，我又接着做题，心里却像坠了一个秤砣一样沉重，怎么也看不完一道简短的数学题。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想，欠任焺的债，我大概一辈子也还不清了。

接下来的几天，任焺从学校里消失了。有人猜测他是被打伤了正在住院，有人则说他是被打怕了不敢来上学。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次任焺肯定要告状了，说不定直接告到政教处。有班主任的课时，大家都期待着，期待着班主任说出一些有关任焺的话，或者把陶刚他们叫到办公室。但班主任却像任焺并没有走一样，仍是该上课就上课，该拖堂就拖堂。于是又有了更多关于任焺的猜测，譬如休学，譬如转校。直到一个星期后任焺被他爸带到教室，所有的猜测才被一一打破。任焺回到学校时是午休时间，我没有在教室。这段时间大部分人都在宿舍午睡，只有极少数人会留在教室做作业。据那天在教室的人说，任焺被他爸送回教室，就一直低着头整理他的书。他爸看着他，看着他把书理好，又弄乱。任焺他爸要离开时，叹了口气对任焺说：“你好好读书，不要想什么打工不打工的。我走了。”待他爸刚要跨出教室门，任焺突然大声说道：“我就是不想读！”说完把书全部扔到地上。任焺他爸愣了一下，转过身飞快地走到任焺面前，捡起地上的书就往任焺头上砸，也不顾教室里其他人的惊谔，只是一个劲地砸。砸完又把任焺从座位上拉起来，一脚接一脚地踹，并且声嘶力竭地骂道：“不读给老子滚，老子不管你，给你安逸你不要，你要打工，打工！打工！打嘛！打嘛！”任焺被他爸踹着走，一直踹到门外。

从那以后，任焺再也没有出现过。

任焺辍学了。这是大家怎么也没想到的，也是大家怎么也不相信的。大家都认为，任焺用不了几天就会回来的。直到有一天，班主任叫我们班的几个男生收拾一下任焺的桌子，把他的书扔进垃圾桶。有人鼓起勇气问班主任任焺怎么了，班主任有些生气地说：“怎么了？不想读了么，还能怎么？你们不想读的都趁早给我滚蛋，我挽留半句我就不是人！”

没有任焺的教室里少了一种活力，同学们都已习惯了拿任焺取乐，现在任焺不在了，乐子便也没有了。尽管任焺打小报告的行为让班上的人都很厌恶，但仍有人开始怀念任焺了。但这种怀念也是暂时的。时间能够冲淡所有。两年的时间，足够让人忘掉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更何况高中的生活度日如年，两年，又是几千年几万年？任焺从大家的记忆里淡去了，只有在偶尔开卧谈会或者日子过得太煎熬时，大家才会想起任焺，想起他那些让人轻松愉快的笑话。于大家而言，任焺就像一个娱乐明星，仿佛并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过。他除了能供给人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再无任何意义。

而任焺在我心里，像一块拿不掉的石头，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生活在对任焺巨大的欠疚里。当我知道任焺在那个停电之夜唱的歌叫《最佳损友》时，我躲在被窝里单曲循环着那首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所有与任焺有关的画面在我脑海中一一闪过，最后聚成一个深不见底的湖，湖里的水源源不断地从我的双眼流出。如果我任焺被责问时我没有懦弱，而是大胆地站起来，任焺是不是就不会走？如果我当时能够顶住那些风言风语，不与任焺疏离，我是不是可以成为任焺继续读书的一个理由？我想给任焺打一个电话，把这一切都告诉他，跟他说声对不起。然而，我没有。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这不是主要原因，联系方式我可以向班主任要，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勇气，没有勇气说出真相，没有勇气让他知道我是这样懦弱的人。

于是，我试着把任焺从我的记忆里剔除出去。我不知疲倦地学习，学习使我快乐，学习使我麻木。任焺的离开成了我高中生涯的一个转折，我不仅上了学校的光荣榜，也重新融进了以陶刚为代表的“大集体”。我失去了任焺，但却拥有了更多的“兄弟”。只是，我再也找不到跟任焺在一起时的那种感觉了。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学习，或者在学习之余耐心地规划自己的未来：985，211，买车买房，娶妻生子……

终于，我忘了任焺。至少我这样以为。

我已忘了任焺，却又有了重逢。

我和任焺重逢时，我拿着某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推着沉重的元宝车。这是一个多么讽刺、多么捉弄人的安排。当我回忆起那些陈旧的往事，我仿佛来到了地狱，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我觉得是时候给任焺打个电话了，跟他好好聊一聊，聊聊我们各自的近况，和他畅畅快快地说说心里话。我给原来的班主任发了消息，说我想要任焺的联系方式。班主任没有回我。

任焺出事的时候是我们重逢后的第三天。就在我们重逢的那个建筑工地上，任焺从三楼摔了下来。工友们刚把他抬进距工地不远的医院，他就咽了气。在场的人说，任焺死时，手里一直抓着一包未打开的烟。熟悉香烟的人还补充说，那是一包软珍，20块一包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把任焺的死与我们的重逢联系在一起。尽管所有人都认定他是死于意外，我仍有些怀疑，他是自杀的。最终我还是说服自己，搞建筑的人出这种事不是很正常吗？难道他手里拿着一包我送给他的烟，他的死就与我有关了吗？

转眼间入学的日子就近了，我提前几天提着行李去了省会昆明，又从昆明出发，坐上火车奔赴陌生的城市。我先来到小镇，坐上直达昆明的客车。在客车开出小镇时，我看到崎岖不堪的公路上方，挂着一条鲜艳的横幅，上面印着白字：祝贺我镇陈义辛同学考上大学。经过那条横幅后，车上的开始谈论起那个叫“陈义辛”的人来，不厌其烦地说着好几天前就在小镇上广为传播的那些失真的光荣事迹。我不安地低着头，唯恐在座的人认出我。好在，没有人认识我，坐我旁边的人还问我：“你认不认识陈义辛？”我摇了摇头。紧接着，又有人说起来任焺，说起那个曾在小镇上引起轰动的事故。我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任何细节。一个妇女说：“那个小娃才20岁，怪可怜的。听说以前读书还很厉害，后来不知怎么就死活不想读了，他爹把他打得半死，一条腿都打瘸了。不过那个小娃好像脑子有点问题，也不挨其他人讲话，闲下来就坐着发呆，有时候上班还带本书。哈哈！”我无心再听下去，便戴上了耳机。

我想任焺了。我想好好听听他在那个停电之夜唱过的那首歌。

                  为何旧知己  在最后

                          变不到老友

                      不知你又有没有

                          怀念这旧友

车窗外的风景转瞬即逝，那些或秀丽或贫瘠的景象在眼中是模糊的。我在模模糊糊中奔向了那个属于我的第二人生。但我隐约觉得，这一切，像是一场梦。我想醒，却醒不过来。

                                              写于2019年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