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琳荃

                                                                                    小米煎饼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如果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学成手，当上抓药师傅，那是一个被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非常羡慕的事情。

但是，爷爷的贵人卞老先生却对爷爷说，“抓药是技能，开药是本事。你只有学会给人看病开药，才能帮人解除病痛；你只有学会治病救人的本事，才能过上顿顿吃小米煎饼的日子。”

在卞老先生的开导下，爷爷放弃了一年能挣两石谷子薪酬，开始了他拜师学医的生活。

爷爷15岁那年，春节刚过，全家人就开始喜滋滋地忙着准备爷爷的拜师典礼。

正月十六这天，天刚亮，太爷爷就带着早就准备好的腊肉干、白鳞鱼、大公鸡、白面馍馍等六样礼品，来到卞先生家送“投师贴”。

旧社会学医拜师称为“投师”，也叫“请业”，“投师贴”是表达拜师的愿望和诉求。

旧社会的师徒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所谓“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等，就是那时师徒关系的真实写照。

太爷爷把自己的小儿子交给卞先生时，就把儿子的命运前途，全都交付给了卞先生。

太爷爷深知，自己的儿子能拜卞先生为师，那是老天爷赏饭吃！是祖坟冒青烟啦！是老冯家几代人行善积德的福报！

他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一边对着卞先生不停地作揖，一边颤抖着嘴唇说出心中唯一的愿望，“我和孩子他娘，就是想让孩子跟着您，能吃上小米煎饼！”

“小米煎饼”，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是奢侈品的代名词。顿顿吃“小米煎饼”，那是多少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山东人自古爱吃煎饼，而莱芜人对煎饼更是情有独钟。这种一年四季都以煎饼为主食的饮食习惯，其实，是由于长期以来，粮食极度匮乏所形成的。

在那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年代，我们北方种植的粮食作物中，小麦的亩产量很低，为了养家糊口，农民只能选择多种植亩产量相对较高的地瓜、玉米、高粱、谷子等杂粮，杂粮除了产量较高外，还因为往杂粮里面掺糠掺菜比较容易，再加上杂粮饱腹感强，又不太好消化，所以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杂粮比白面垫饥、抗饿。再者，同样是这些杂粮，掺上谷糠或者掺上棉花籽、玉米芯、地瓜秧、榆树皮等磨成的粉，如果摊成煎饼吃，要比蒸成窝窝头吃，口感好很多，这可能也算是那个时代粗粮细作的一个办法。

那时候，郭王石家家户户能揭开锅的标志，就是每天早上能摊一盆糊子的煎饼。可这盆煎饼糊子里的内容，却是千差万别。而最顶级的，最令人向往的就是小米磨成的煎饼糊子。

小米煎饼，是那个时代，郭王石人幸福生活的标志。

初到卞先生家学医，爷爷白天随先生一同到药铺坐堂，晚上就在家里抄药方子，背《汤头歌》《千经方》《伤寒》等中医古籍。爷爷非常刻苦，常常通宵达旦。卞先生又心疼又高兴，也更加耐心地、手把手地教。从临床的“望、闻、问、切”，到中药的“辩证、论证”，再到“古方、验方、秘方”全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

先生教的耐心，徒弟学的刻苦，不到三年功夫，爷爷已经能够处理一些简单的常见病。遇到夜间急诊，爷爷就代为出诊，回家后把医案详细地记录下来，第二天再请先生指正。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转眼五年的学徒期已满。办了谢师宴，喝了满师酒，卞先生也给出具了允许他独立行医的师承“满师牌”（相当于现在的行医准业证书的木质牌子）。但是，爷爷却没有离开先生另立门户，也没有离开卞先生的家，而是仍然伺候在卞先生身边，照顾老两口的衣食住行。一直到卞先生驾鹤西去，他才挂出自己的招牌，正式悬壶行医。

那年，爷爷22岁。

爷爷终于吃上了“小米煎饼”。并且在后来的十几年中，相继为父母和家人翻盖了住宅、购置了土地、甚至还买了一头大黄牛。

1946年底，作为解放区的莱芜县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主旨为“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

那时，我的爷爷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大夫，他认真学习我党的土改政策，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土改运动的宣传发动期间，就主动将家中多余的土地捐献出去。

1947年5月份，定成分时，我们家定的是中农。是党和政府依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