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是父亲去世八周年，该文写于三年前，今日谨以此文纪念父亲 。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年了。这五年里的每一个日子我都没有忘记他，每天都在心里与他述说着什么。
一直想把自己的那份怀念整理出来，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我的内心经历了痛苦挣扎之后，终于坐下来，在电脑上敲出了第一个字。
1.童年岁月
父亲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年少的父亲过早的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只读到高小，就涉足社会，开始为生活奔波。那时候的事情，我了解的不多，许多事情是后来听奶奶断断续续讲给我们的。记得父亲说光复（抗战胜利）那年他才十五岁，混乱中，在洮南火车站拣了一袋大米，很吃力地一口气扛回了家。他说日本人统治下的满洲国是不许中国人吃大米的。胜利了，他们那种兴奋是无法言表的。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居然能将那么重的一袋大米一口气扛回家，可见他当时是多么高兴。父亲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是想让我们记住那段岁月。父亲那代人一辈子对日本都有着深深的仇恨，这是那场战争的烙印，国仇家恨都蕴含在里面了。从父亲给我们讲这一袋大米的故事中我能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这种气节也深深地植根于父亲的内心，他的一生都仇视日本。
父亲小时候涉猎广泛，文史方面的书籍读的尤其多。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京剧，经常逃学带着我的小姑姑去戏园子听戏。那时的父亲也有顽劣的一面，一方面是逃学出来看戏，一方面家里也没有钱，不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戏园子，只能走旁门左道。记得有一次父亲给我们讲，每次逃学出来看戏，都是先把小姑姑扛在肩上，让她先翻墙进入，自己再一个纵身越过墙去。这分明是偷戏听啊。就这样，童年的父亲，过早地接触了社会，也过早地承担了责任。因为中国的戏曲中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积淀，在这种偷戏听的过程中，许多美德浸润到了父亲的心里。在以后的岁用中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些。
父亲小时候的事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那时候他们家里很穷，奶奶带着他们艰难地度日。
2.错划右派
父亲是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我也说不清楚了。他从小听了许多戏，又喜欢文史，在故纸堆里翻看了许多东西，虽然只读到高小毕业，但他的水平远远不止于此。他的目标是想考北大中文系的。但是家境贫寒，不允许他读大学。所以他只好早早地参加工作了。最早他做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了。清晰记得的是父亲在齐齐哈尔银行系统工作。
工作之余，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那个爱好，听戏之余，这回还多了一件事，就是写戏评。上世纪五十年代齐齐哈尔日报曾经为父亲开辟过专栏，发表他的戏评。当年凡是名角来齐演出，父亲总是携妻女去看，然后写戏评。业余时间还会约些志同道合的友人粉墨登场，过一把戏瘾。据说有一次父亲在台上演司马懿，母亲在台下看戏，回家后还问父亲，那个扮演司马懿的是谁，弄得我小姑姑哈哈大笑。
除了爱好戏剧，父亲还有多方面的才能。全省银行系统搞文艺汇演，父亲大显身手，编导演于一身。即写相声本子，又当导演，还能上台说山东快书。着实是展示了一番自己的才华。那一次据说拿了省里好几个大奖。
年轻气盛的父亲在齐齐哈尔那个小城逐渐有了名气，开始有些飘飘然了。于是开始涉足 政治。这是他所不了解的领域。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时，父亲有一篇文章，直指党内选举制度，题目是《不要“等额选举制”式的争鸣》，这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一般人是不敢碰的。结果，就在那场反右斗争中，就因了这篇东西，父亲被错划成右派。
后来父亲多次和我们讲，那时候自己不谙世事，年轻气盛，韧性不足，宁折不弯，结果吃了苦头。他说当时齐齐哈尔文化界开会，十七个知识分子里就有他一个，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飘飘然，口出狂言，写了那篇东西。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遗稿时看到了那篇文章。此时的我也已近知天命之年，对于政治也有了自己的观点。我倒是觉得那篇文章是有些问题的。一是充满了骄横之气，二是主要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对于父亲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我还是由衷敬佩的。
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再也不能过从前的日子了，没有了公职，断了生活来源，携妻带女，路途遥遥，往乡间，过上了另外一种完全陌生的日子。
这时的父亲还不到三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