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政，不必专于法，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要在入与善。”这是王阳明在《重建月潭寺建公馆记》中的论述，这就是王阳明的政治思想，并且用它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取得辉煌的成就。
这样的论述有点道家“无为而治”的精髓，其意思为治理政治，不在于依靠严苛刑法，而在于对人民的教化，而良好的教化，只要是从善向善的，不必拘泥于一定的形式。
传说在尧舜禹时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整个国家也没有太多的刑法制度，但是人民在尧舜禹的治理下安居乐业。这就是人心向善，君子教化的结果。而秦朝焚书坑儒，独尊法家，以制度和刑法来控制整个国家，起初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严刑峻法导致民怨四起，最终盗贼四起，战火不断，秦朝灭亡。
一个以宜人从善为政治根本，一个以制度法典为政治基础，但最终形成两种不同的结果。宜人从善其实就如我们的人性管理，只要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只要有利于人心从善的，都是可取的方法，人安居了，这个国家自然就也就安稳了，还用的着去用诉诸武力么。法典制度在怎么完备，可是不利于人性，不教化以从善，这就是高压政策，粗暴管理。人民生活在高压下，敌对下，人民不能安居，也不能乐业，那国家怎能安稳。
故王阳明所论述治政思想与朱熹所说的一致，那就是“自律主义”，而不是“他律主义”。朱熹在给白鹿洞书院作院规时就说过：“我写的院规不能为规章，只能为揭示，给众多来此读书的人以参考，尽而更好的进学修身。”
自律就是在国家的引导下，主动去接受国家的政策制度，并且这种是自动自发的人心归向，主动拥护。人民心中是情绪高昂的，生机勃勃的，则民自化，国乃治。而他律是一种被动接受国家的政策制度，人民内心是受压制的，不情愿的，则情绪低落，死气沉沉，民心不紊，国怎能安？
主动的力量永远大于被动的接受，国家的治理上，应以教育为根本，通过教人以善，则使民自化，民自化则社会和谐，和谐则国安，国安才能国强。
自律在于君子之政、君子之教。政治清明，教人从善则自律自成。自律成则民自化，民自化则政清明，政清明亦国则治。最后归为无为而治，无为实为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