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问你粥可温
夏海芹
路上的人突然就变胖了。人们裹着厚衣服，缠着厚围巾，戴着厚手套，风还是哧溜溜地钻进袖口衣领口，冷飕飕得让人直打颤。行人步履匆匆，谁不想快点猫进暖烘烘的家呢？
难熬的冬天来了。
中午，我逆风回家。洒水车经过的地面，结了一层薄冰，给本就凉薄的空气又添了一分冷意。
“大米，烩菜，8元管饱！白酒免费！”，行至欧洲小镇的十字路口，一连串的叫卖声通过扩音喇叭钻进耳朵里。
循声望去，在一块巨幅的广告牌下，停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摆放着一排不锈钢盆。一名五十上下，腰系红色方格围裙的高个男子，正掀开不锈钢盆的盖子，用一把大勺，将盆里的菜往洋瓷碗里舀。一缕缕白色的热气趁机从盆里窜出，氤氲开来，旋即散去了。旁边立着两张大圆桌，桌边十几个民工模样的男子围坐着，正低头吃饭。
他们或戴一顶破毡帽；或穿一双旧棉鞋；凌乱的发随风的方向来去；身着大小不一的棉衣，衣服上浮着灰土的灰点，白灰的白点。灰点白点密密麻麻，远远看去，他们，就像穿着波点的衣服。
隔着几米，我偷偷拍了几张照片，不太清晰。稍稍走近些，刚拿出手机，高个子的卖饭老板就发现了我，“我说”，他手里的大勺敲得不锈钢盆铛铛响，“你拍他们干啥？他们有啥好拍的！”我做贼一样的心虚，慌忙说道：“不好意思，对不起了！”那十几个工人却不理会，只有一人抬起头，木然地看了我一眼，就继续埋头扒饭了。他们只吃饭，并不交谈。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要趁着余热尚在，在没有冷却前把饭吃完。
阳光明晃晃地照过来，像是隔了一层玻璃，真实却没有一丝温暖。
四下里静悄悄的，扩音喇叭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 大米，烩菜，8元管饱！白酒免费！ ”。我暗自找寻白酒的所在，在三轮车的前座上发现了一个白色的塑料大桶。这桶，我是熟悉的。小时候，家里炸的菜籽油就用这种大桶盛着，半桶油，一家人吃一年。同样的大桶，现在盛着满满的白酒。免费的白酒倒在一个个塑料杯里，放在洋瓷碗跟前，工人们吃几口饭，就一口酒。
按节气算，此时已经过了大雪。虽不见雪飘，但温度是真的降下来了。路边还留在枝头的叶子和地上的落叶，都是干枯的模样。
幕天席地坐在寒冬里的这群人，应该是对面小区的民工。这个宣称有着地中海风情的小区，就在这几天开盘。崭新的红色的彩虹门，从道路这头延伸到了那头；售楼部门口，燃放过的鞭炮纸屑碎了一地，就像铺着一条红色的地毯。整条路被红色包裹着，到处洋溢着喜气盈盈的气氛。
只有十字路口的一角，这一群快速吃饭默不作声的民工，与热闹喜庆的氛围格格不入。
其实，工地旁边，高中低档的各类饭店就有好几家。可是与那些能慢慢踱进去吃的饭店比，这露天支起的一个小摊儿，对他们更具吸引力。吸引的原因当然是价钱便宜，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便宜的饭菜了。这小摊的老板深谙民工的心理，抑或他本人就曾是一个资深的民工。
不到20分钟，民工们就会吃完饭，哈着腰抄着手，散落到工地的各个角落。在他们粗糙皲裂的手里，荒凉的工地在一天天改变，终将成为景致怡人的小区。而小区建成的日子，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一群被称为“候鸟”的人，将迁徙到连他们也不可预知的异地。
此刻，他们是这片高档小区的建造者，却也是和这小区最不匹配的人。
男人真是“难”人，我突然这样想到。
这一群表情木讷的工人，在一个叫做家的地方会是神采飞动吧。在那里，他是主心骨，是顶梁柱。
再有一个多月，旧历的新年就来了。对于家里其他成员来讲，过年是充满期待的。孩子期待着零食玩具和学费，父母期待着年货棉衣和药费，妻子期待着入手一件新衣裳。这一切期待的实现，都寄托在男人身上，都寄托在男人挣来的钱上。那钱，能笑弯女人的眉，能点亮孩子的眼。
对于男人来讲，过年或许就是过关，“年关”，家人是债主，男人是欠债的。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艰辛的生活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像我，从早七点到晚六点陀螺一样地转，自觉不易。可是，今天，我沉默着。思绪乱飞。
在这样寒冷的冬日，总有人窝在温暖的家里，喋喋不休地抱怨；这一群坐在瑟瑟的北风中的民工，却一声不语。
我转身离去，迎向我的是一片耀眼的铺天盖地的红，刺得我眼睛发痛。
我不知道，这群在我们小城过冬的民工，是否听到有人对他说一声：你的粥，可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