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思琦应该是我所有朋友中最难约的一个。

每次和她见面之前，她都会先给出有空的时间让我们选择，如果时间不合适就干脆拒绝下次约，不仅如此，她还会确认同去的人，确保自己这一趟去的值得。以前我不知道她这样做的原因，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

那是在春节假期，我们几个关系好的朋友约着一起吃个饭，也叫上了思琦，但另一个朋友因为在外地工作，想着一次回来多见几个朋友，就多叫了一个和大家关系并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A。

回想起来，那天晚上过得真不算愉快。

整个晚上，A都在讨论她最近看的电视剧，抱怨自己的工作，还说自己想换工作想学新的技能但是没有时间。我们其中有几个姐妹会和她聊聊随声附和，但我明显能看出思琦整晚都很沉默，还出去接了好几个电话。

这餐饭过后，思琦和我说她回家就把朋友A从她微信好友里删除了，问她原因，她是这样说的：“她有时间看电视剧却没时间学新东西，这就是借口啊，想要得到更多自己却不做出改变，这样的人和我不是一路的，不要浪费时间。”

听完我简直不能同意更多。

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朋友环绕的感觉，不管这些人是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但我想思琦就是那种善于选择朋友的人，她选择把时间花在值得的人身上，将其他的时间用来好好投资和经营自己。

选择告别无意义的社交和朋友圈，是迈入成人世界的关键一步。

2.

最近疫情已经逐渐稳定，街道上也慢慢热闹起来，但我的爸爸妈妈还没有回家。

爸妈都是狱警，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他们必须保证监狱内劳教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所以从疫情爆发开始，他们就轮流分批隔离，确认未感染后再进监狱工作。本来安排他们工作14天就换岗出来休息，但是由于后来别的省市监狱出现了感染案例，为了保险起见，所有的轮岗都取消了。

这种情形让我想起13年前的非典，但这一次的情况比当年更严峻。因为当年爸妈还能轮流照看我，但现在他们两人同时进去工作，几个月见不到人。好在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小孩了。

回想起来，小时候我其实有偷偷生过爸爸妈妈的气。

他们总是特别忙，每年的跨年夜也要在单位工作，所以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同时和爸爸妈妈一起跨年。

我曾经问过他们，难道不想和我一起跨年吗？他们总说想，也总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我闹的紧了，爸爸或妈妈就会带着我到单位里守夜，在新年倒计时结束后给我点一小把烟花，跟我说新年快乐。

当时我不明白什么事情这么重要，但是我长大以后知道，这是我父母职业的使命，是他们的选择。就像在这次疫情中的许多人一样，他们同样也想和家人在一起，同样想舒舒服服乖乖呆在家，但是他们不能，因为他们选择了这样的职业，就要坚守这一份职业的承诺。

选择很难，但要选择坚定你的选择，更难。

既然选择这么难，又时不时伴随着痛苦，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呢？

因为只有小孩子才只想要甜甜的糖，而成年人懂得品味苦后回甘。

选择意味着专注，虽然放弃别的东西会带来痛苦，但看到自己专注后的成果，其带来的成就感会让人整颗心都充盈起来。

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即使你天资愚钝，只要做出了选择，专注于你的选择，就会看到收获。

曾国藩有个有趣的小故事，说的是他晚上读书时屋里进了贼，结果曾国藩一整晚都在背一篇文章，天快亮还没背下来，一直呆在书房里，最后这贼受不了了，跳出来把文章背了一遍。

这个贼都比曾国藩聪明，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小贼姓甚名谁，却知道曾国藩凭借他的专注和坚韧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如果不做选择，又会如何呢？

那种什么都想做一点，却不愿选择一个领域深耕的人，特别容易陷入“达芬奇诅咒”。简单说来，就是这些人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但是最后却一事无成。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没有真正擅长很多领域，也做的很好的人吗？当然有！

但是这些人实际上也做出了选择——他们舍掉了做其他事情和玩乐的时间，选择了花时间培养各种爱好，并且坚持下来了。

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解释比较优势的这段话，其实就能够很好地说明选择的本质：

“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个体如果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只用来生产对他们来说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然后跟别人进行交换，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就能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的境遇都能得到改善，而不记他们的绝对生产力是高还是低。”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选择了他最擅长且所耗成本最小的事情去做，于公于私都是一件好事；反之，如果他分散自己的精力，什么都做，不仅对自己的发展造成影响，对整个行业甚至社会也没有起到多大的帮助。

而当你发现自己的发展受阻，且不能够给别人乃至这个行业提供价值，就会意识到选择的重要。因为成人的世界里全是选择，只要选了就会有结果；而只有小孩子才会摊开手，什么都想要，最后却好像什么也没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