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要：作者我还是把王光祈先生的 “比较研究” 看作是中国 “民族音乐学” 的开端，将民族音乐学在中国 , 分作四个时期: 一、“比较音乐学”时期: 当从1924 年王光祈完成其论著《东西乐制之研究》算起，到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起成立“民歌研究会”；二、 “民间音乐研究” 时期：可从1939年延安成立“民歌研究会”算起，至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民族音乐研究部”；三、“民族音乐理论”时期：可从 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民族音乐研究部”算起，至1980年南京艺术学院举办“全国第一次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四、“民族音乐学”时期：可以1980年的 “南京会议” 为标志。 

甲、 “比较音乐学” 时期

       我国比较音乐学的奠基者是王光祈先生。王光祈所创导的比较音乐学 , 其主 要学术倾向明显具有这样三个特点: 一是自觉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本位立场 , 对中 (东 )、 西方音乐的比较研究表现出浓厚的旨趣; 二是特别注重于不同民族之音阶和音律方面的比较研究;三是尽管在王光祈先生的学术中我们既能看到 “进化” 论的影响 , 又能看到 “传播” 论的影响 , 但相信 “进化” 论是解释人类音乐文化变迁最基本的法则 , 仍是其最鲜明的倾向。

乙、 “民间音乐研究” 时期

       用民族音乐学 (或比较音乐学)的眼光来看 , 这是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 , 几乎一直处在全民性的战争状态之中。 这个阶段的民族音乐学 , 有延安和重庆两个中心。在延安方面: 主要有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活动。作者称这个时期为 “ ‘民间音乐研究’ 时期” , 其出处即由此而来。该会主要致力于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 , 并力图把它与音乐创作实践和 “唤起民众 , 团结抗日” 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重庆方面 , 主要可以当时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四七届同学于 1946年发起成立的 “山歌社” 为代表。 该社提出的宗旨是 “以集体学习方式来收集及整理民间音乐 , 介绍西洋进步音乐 (包括技术及批评的理 论 ) , 普及音乐教育 , 提高音乐水准 , 以达 到建立民族音乐为目的”。

        统观该时期的学术研究 , 大致有如下 几个特点:一、 集中于对本国、本 (乡) 土音乐 的收集和整理; 二、 偏重于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 三、 古典进化论仍是当时学术思想方 法论的主要支柱; 而西方古典音乐技术理 论 , 则被用 (看 ) 作是研究中国本土音乐 的基本工具和先进手段; 四、 研究目的通常是为了直接服务于 当时的社会政治和音乐创作; 五、 与国际相关学术界 (当时仍称 “比较音乐学” ) 基本上没有联系。

丙、 “民族音乐理论” 时期

       以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的 “民族音乐研究部”21为开端 , 一批以 “民族音乐”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相继在各地建立。1964年 , 在当时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倡导和支持下 , 一所专门以保存、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为宗旨的高等音乐学府——中国音乐学院成立。

        这一时期的学术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民族音乐理论”学术架构的确立、定型和推广——《民族音乐概论》一书由中国音乐研究 所挑头 , 于 1960年组织全国音乐、 艺术院 校部分师生及部分单位的音乐工作者同该 所研究人员共六十人集体编写 , 由郭乃安等先生统修而成 ,并于 1964年作为中央音 乐学院民族音乐课试用教材正式出版。这本书出版后 , 很快就成为全国各院校民族音乐课程的重要参考资料;之后 , “民族音乐理论” 作为一个专业 , 也就从学术上被确认和稳定下来。 作者认为: “乐种学” 和“形态学”，不但是中国“民族音乐理论”最成熟、最有特色的两个代表性领域 , 也是中国发展民族音乐学不可或缺的 基石。

       笔者观点：在通过对沈洽先生这篇文章的品读后，笔者对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沈洽先生将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 一是“比较音乐学” 时期；二是“民间音乐研 究” 时期；三是“民族音乐理论” 时期；四是“民族音乐学”时期。笔者在此之前对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的认知是从第四时期——以1980年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为起点的。笔者之前的看法同杜亚雄先生相似——“民族民间音乐学研究”、或者是“民族音乐学理论”同ethomusicology“学统”不同....不能认为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一种发展阶段...”而在阅读本文章之后，笔者的观点与高厚永先生趋同——在ethnomusicology引进之前，我国被称为“民族民间音乐学研究”和“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领域理所当然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笔者的观点如此举棋不定。笔者想引用沈洽先生的一句话来回答：“历史的事实永远只有一个，而个人对历史的看法、理解和表述，总是由个人的学术理念、修养、经验、感情和立场等等诸种因素综合决定的。”笔者在观看沈洽先生这篇文章后，个人的立场发生了改变。究其缘由，主要是：1.“民族民间音乐学研究‘时期学术研究的特点已有了明确的目的性，不再是为了向上层提供“采风”曲目而进行的研究。重视音乐本体特性，注重客官规律。此时的学术研究对于民族音乐学来讲可以说是初见端倪。2.“民族音乐理论”时期。出现了实地考察的“采风活动”，并且采集目的逐渐从音乐本身过度到与音乐相关的人文背景上；甚至有个别学者已经有了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理论初探。此时的学术研究可以看做是对民族音乐学的承前启后。3.刘天华先生的实地考察工作开民族音乐学田野个工作之先河。当然，“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理论”某些方面与国际上的民族音乐学标准不完全一致，但究其学科研究领域，与民族音乐学有无限的相似之处。民族音乐学研究什么，拿伍国栋先生的一句话来说：“研究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音乐事象以及音乐背后蕴含的文化。”而前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以及“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目标与其多少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研究方式、范围、领域作者在文中有详细叙述，笔者在此不重复赘述。最后笔者再次引用一下沈洽先生的话：“对于历史如何叙说，这是一个仁者相见的问题，彼此之间，本来就不强求一致。”“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理论”应当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启蒙、过渡阶段。以上仅为笔者阅读沈洽先生文章后的一管之见，如有不妥，求教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