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亮的嗓子被人打哑了。

我知道这件事情时，已经过去很久了。

母亲生病住院，我去伊城医院陪床，正在闲聊时，病房的门被人从外面砰地一声踢开了，进来的就是包亮。他穿着一身当时流行的一种叫作军便装的衣服，是深蓝色的，手里拎着一根拖布。那次，他喝得醉醺醺的，眼神歪斜，满脸凶气。

破门而入的包亮一抬头，看见了病床上的母亲和床头站着的我，认出了我们，突然很不好意思的红了脸，挠着头，叫了母亲一声姨姨，说他是进来打扫卫生的。他的声音嘶哑，几乎听不清。他说着低下头，飞快地拖完了地，又冲着我们笑了笑，就飞快地出去了。

那次以后，我再没见过包亮。

包亮的父亲是伊城医院食堂的老职工了，干了一辈子，母亲早年去世了，就他和父亲两个人，他还有兄弟姐妹，都过得挺好的。伊城人说过得挺好的，一般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家境富裕，有钱。还有一种是家境普通，但活得平安和乐。包亮的兄弟姐妹是后一种。

我第一次见包亮和他的父亲，是在我上小学时，跟着母亲去伊城医院的食堂打饼子。

那时，伊城的商店里饼子比较贵，就那么两三种，混糖饼。包馅饼。混糖饼油大，包馅饼糖大，吃起来比较腻。

每逢中秋节和春节前后，伊城很多人就自己打饼子。馅是自己拌，红糖，花生米，玫瑰，葡萄干，有的人还掺点牛奶或者酸奶，这样做出来的饼子香、甜、酥、软。面也是自己准备。

准备好了这些东西，就用木制的小平车拉着，去伊城医院的食堂找包亮的父亲。

小平车是从陕西农村老家搬家时带上来的。那时在老家，小平车是村里人的主要运输工具。有条件的人家是牛、驴、骡车，没条件的就是人拉，车辕中间扯一根拇指粗细的扯绳，套在肩膀上，弯腰弓背，使劲向前。

后来搬离农村老家时，爷爷舍不得扔了小平车，就从老家搬上来了。

有一年春节前，母亲、四姨和我，用小平车推着准备好的东西，去伊城医院的食堂找包亮的父亲打饼子。

包亮的父亲是个大个子，胖，和善，他把我们拉去的东西搬到案子上，一把揪起面袋，哗一下倒进大铁盆里，唰唰几把就和好了面。面醒好以后，他使劲把面甩在案板上，用力揉几把，再揪成略小的几团儿，再把小团儿擀成手腕粗细的长条，再把长条揪成拳头大小的一块一块，再把一小块一小块的面团儿擀成薄饼状，我和母亲、四姨站在他旁边，站成一排，把薄饼状的面团拿过来，把拌好的馅儿放上，像包包子一样包好，用力按进饼模子里，按平实了，把饼模子面向下使劲儿一磕，一个月饼就成形了。面上有花纹，边儿上也有花纹，溢着一股淡淡的香甜气味。

饼模子是枣木做的，浸足了油，经过了无数双手无数次婆娑，又光又亮，包浆十足，堪比一件年代久远的文物。

等积够了数量，包亮的父亲就把烤盘端过来，乌黑的烤盘上同样油光锃亮，一次大概可以烤二十个左右的饼子。

那时是没有电烤箱的，全是炭火慢煨，火候全靠包亮父亲掌控。

功夫够了，一炉月饼就出炉了。色泽鲜黄，摸上去又软又糯，香甜的味道直冲鼻子而来。稍微晾一晾再吃，面和馅会贴合得更紧致，吃一口，先是香，然后才是甜，再吃几口，香和甜就混在一起，再也分不出先后了，只觉得胃里好像伸出一只手，把嘴里还没完全咬碎的饼子一把就拽进去了。

等到把带去的料全都做完，天已经擦黑了。

小平车上推着几个大纸箱，纸箱里是微微散放着热气的饼子，饼子的气味把纸箱都浸染得一派香甜。

推着小平车走到文铁匠铺子附近时，灰蓝色的天上已经能看几颗星星了。脚底下是还没有硬化的细沙路，走起来有种朴素的踏实感。

文铁匠的铺子这时早收工了，门关着，一扇木门斜斜地挂在门框上，门前一块黑砧铁，面子黑黑光光，像寿星佬的脑门儿。

后来，伊城医院的大门前，开了一溜食堂，伊城伊院的食堂就关了。

又过了几年，包亮的父亲生病了，得了胃癌，高高大大的一个老头儿，变成了又黄又瘦，依旧沉默，不怎么说话，时不时在伊城医院的周围慢慢走过。

包亮到了成家的年纪，却一直没找下对象。成天喝酒度日。

一次，包亮去东胜金元城找小姐，完了却没钱给人家，结果，被里面的人一脚踢中喉咙，就哑了。

不久，包亮的父亲就死了。

伊城医院的领导看包亮父亲的面子，安排包亮在医院里打扫卫生。可他依旧还是喝酒，喝醉了酒之后，歪歪斜斜地撞进病房打扫卫生。

后来，伊城医院彻底拆了，新建的医院用的是专业的物业公司，打扫卫生也有了专门的保洁员。再没见过包亮。

金元城也拆了。这座繁华一时的建筑严重影响交通，拆了以后，那一片儿畅通无阻，原来被挡着的一些老字号小馆的生意也红火起来。

现在的饼子，种类繁复，油和糖却越放越多，甜到让人的舌头没了知觉，一不小心吃多了又胃酸。

每当这时，就想起当年打饼子的情景。

想起包亮沉默的父亲。

想起站在父亲身边帮忙的包亮，头低着，手里飞快地揪着一小团一小团的面，飞快地把它们擀平，包馅、封口、压进模子里，啪一声，一个漂亮的饼子就做成了。

那时的包亮，和他父亲一样，不多言语，站在父亲身边，配合默契，就像面团和饼模那样默契，带着时光的包浆，温润而让人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