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先生的思想“药方”
周鲁
余嘉锡《读已见书斋随笔（续）》之《论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载《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一九九七年版）云：
“顾亭林《与友人论学书》曰：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我不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人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案：明代自心学盛行，儒者高谈性命，标榜宗旨，而于义利之辨，修己治人之学，转置之不讲。平时既不读书，枵腹面墙，不通今古。一旦与人家国事，张口论列是非，无不颠倒谬乱如盲人之道黑白，聚诉盈廷，漫无措置，败坏天下事于不觉。及其君弑于贼，国灭于敌，士大夫之贤者亦不能有所展布，不过以一死塞责而已；其不肖者遂相率迎降投拜，甘为臣妾而不耻。亭林目击其弊，故倡为博学有耻之说以救之。然明儒虽不知讲求实学，而平居尚能诵习六经，服膺理学，故易代之际犹多伏节死义之臣。若今之君子，则又不然，承考据学盛行之后，流风未沫，未尝不知读书，而菲薄周、孔，掊击程、朱，惑经疑古，抉破藩篱，故其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际，不顾义理，惟利是视，攘夺干没，无所不至，礼法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其行谊为妾妇所羞称。平日既不知廉耻为何事，见利害若毛发比，趋避惟恐不速，一旦国家有事，尚望其临大节而不可夺乎？不独一姓之兴亡无所动于其心，虽其极至于亡天下，亦且攘臂于其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须我为之矣。此其人多能读中外书，工诗文，善讲说，自名博学者也。虽其所学亦不知天下国家为何物，而以与明季大夫较，则谈读书与不读书固有间也。故以亭林之方治今日之病尚嫌药不对症，未能箴膏肓，起废疾也。愚请仍以孔子之语易之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如欲从事斯语，则请自临财勿苟得，临难毋苟免始。夫人之嗜利者将以为我也，将以私其身也。不利之甚，莫如无身，为我者拔一毛而利天下尚不肯为，安舍生而取义乎？故见利不思义者，见危必不能授命；临财而苟得者，临难亦必苟免，相为因果，理有果然。夫官爵名誉以及凡可以便其私者，皆利也。财者，利之小者也。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皆不苟免也，不必其授命也。然见小利而贪，临事而畏避，则是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国，使斯人而当大任，居大位，惟知趋利避祸，自私其身，虽举天下拱手授之于人不恤矣。寡廉鲜耻之徒，亦复何所不至，恶能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乎！昔者伊尹圣之任者也，其所乐之道无它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故士之志于道者，必严于义利之辨。凡神奸巨憝祸削殃民者，不必其罪已著明而后知之也，观其平日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际，可以决之矣。使天下之士皆能见利思义，则当大难之时，忘身殉国，众志成城，其国必不至于亡。士习之良否，国家之兴亡系焉，可不加之意也哉？”
余嘉锡先生此文，是在阅读顾炎武先生《与友人论学书》一文的基础上写作的。
顾炎武先生在《与友人论学书》一文中，为时人与后人开出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思想“药方”。此一“药方”，是基于对明季士大夫风气之批判。在余嘉锡先生写作《论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一文的时代，士大夫之风气与明季又有不同，所以他一方面引用了顾炎武先生的论述，另一方面又认为顾炎武先生所开的思想“药方”在当代已经“尚嫌药不对症”，未能“箴膏肓，起废疾”，从而重新开了一个思想“药方”，那就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余嘉锡先生的思想“药方”，是在比较明季士风与民国士风的基础上开出的。在余嘉锡先生看来，顾炎武先生对明季士风的指斥固然不错，然明儒亦有其长处，即“虽不知讲求实学，而平居尚能诵习六经，服膺理学，故易代之际犹多伏节死义之臣。”而在民国时代，清儒注重考据的朴学之风并未衰竭，所以余嘉锡先生所见“今之君子”，则是“多能读中外书，工诗文，善讲说，自名博学者也”。然时人虽知读书，却“菲薄周、孔，掊击程、朱，惑经疑古，抉破藩篱，故其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际，不顾义理，惟利是视，攘夺干没，无所不至”，以至于“礼法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其行谊为妾妇所羞称。”这就说明，时人的思想问题主要出在了“见利忘义”上，也就是说，“今之君子”与明季士大夫相比，“实学”固有胜之，气节则不如也。
与顾炎武先生一样，余嘉锡先生也将“士习之良否”，系于“国家之兴亡”，其实这也是儒家传统的一个固有理念。同时余嘉锡先生作为目录学大家，深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道，明清两代以至民国时代之士习与学风，皆在其考辨之列，故其对症下药，一则基于儒家固有之正统理念，一则基于士习与学风之考辨。
今人出于众所皆知之原因，喜称民国学术之善，然民国承前清之余绪，士习与学风亦有不良之一面，其中之原因，必与二百余年异族统治之摧抑士气有关，此毋庸赘言。当今之士习与学风，与民国时代又有不同，其不良之因，更不必多言。顾炎武先生所云明季士大夫的问题，与余嘉锡先生所云民国时代学者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仅同时存在，且有过之。所以，二位先贤的思想“药方”，在今日必当合用。
《论语》之《雍也篇》云：“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子路篇》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宪问篇》云：“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顾炎武与余嘉锡二位先生所引之“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与“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皆孔子之语也。
西历二〇一四年十月作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