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即使治不了天下,起码可以教你做个好人。 ——张翼健
因为做了教研员,听课成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听课范围往往由全省蔓延到全国。在听课的过程中,我心里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盘算或标准:在上课老师的教龄阶段,我当时是什么水平?于是我就当众坚定地表扬,同时,若有私下交流的场合也毫不吝惜我的建议或意见。有人说我的评课是麻辣的。
在听课的过程中,让我最感沮丧的是教师们对文本的独立解读能力的欠缺。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很“刻毒”地说过语文教师的读书面——“大于等于教材,小于等于教参”,这不仅是听课所得,我曾经做过问卷调查。归结为一点,教师处理教材的能力低下,原因很多,体制上的自然有,教师自身的问题不容忽视。
今天早上接到外省一位特级教师好朋友的电话,和我讨论读书的问题,人家就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人,一年读了几十本书,还给我介绍了另外一位特级教师博览群书的状况。我自然同意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应该博览群书的,但针对现状,我尤其强调语文教师更应该立足于精读。认真地钻研一本书,一本值得钻研的经典。
这就让我想起了据说是北宋的开国丞相赵普说过的那句著名的话:“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能否治天下姑且不论,那是治国的事情;但是我受到的却是关于治学、读书的启示。
“半部论语治天下”典出《鹤林玉露》(宋·罗大经)卷七(或乙编卷一):
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止《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可见其本义是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
赵普的文化水平不高,读书也不多。这从《宋史》(卷二百五十六)的本传中可以知道: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邸,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赵普的读书面十分狭窄,但他的精读《论语》让人感受到读书的真谛,让人知道怎样读书,让人获得建构性阅读的快乐。
何以见得?
先说其精读而感受读书的真谛。一个正常的人一生总要获得一点读书的切身体会吧,获得读书体会的方法自然很多,非赵普一种。可是,赵普精研细读,能化为己有,至于为我所用。他读了《论语》之后,“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这就是学以致用的说明。
一般说来,读书要善于将人家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见识,而“转化”这种“暗箱操作”在心理学上尚不明确是怎样形成的;但是考察赵普“输入”——《论语》和“输出”——“处决如流”,他的这个“暗箱操作”肯定是对《论语》的仔细品读和精细加工。当然,对我们并不直接“治天下”的语文教师而言,选一部有价值的经典进行赵普似的精读,对你的语文教学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这样说自然也源于对语文教师读书现状的考虑。去年年底我应邀到辽宁省的一所著名重点中学评课,上课的老师是我的同龄人,讲《史记》选修课,分析《史记》的人物和语言特点。这种课型我在东北师大附中的时候(2002年)就搞过,请学生课外查找相关文献,课堂上分小组展示研究成果。这位老师的做法和我们当年的做法十分相似。在评课的时候,这位老师总觉得不满意,认为这样的课好像是在骗人。我在交流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大约是1999年的时候,东北师大附中轮值召集东北三省三所著名中学的青年教师汇报课活动,东北师大附中的课是讲《赤壁赋》,我们就是请学生自主学习课文,做专项研究,课堂汇报学习成果。结果,一个班级40多人,却提交了68篇学习报告,学生在课堂上异常活跃。一位语文出身的校长评价说:“学生要是在中学阶段有这样一次体验,语文还能学不好?”我把这个评价送给了沈阳的这位老师,她勉强同意了我的看法。她的学生为了学习任务,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可以说是对《史记》及其研究的精细阅读,让许多研究成果为我所有,在课堂上又为我所用,学生主体的自主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当然,我最看重的,还是学生从中得到了读书的感受。要知道,我们惯常的语文课,很难让学生获得如此真切的读书体会;前提当然是我们的一些语文教师自己就不曾有过这样的体会。
再说让人知道怎样读书。从《鹤林玉露》赵普“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可知,他读书面很窄,从《宋史》“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可知,他是闭门竟日读书,心无旁骛。
或许,我们在读书面上比赵普宽吧;或许,也有人读书面和赵普差不多的吧!那么,有没有像赵普那样心无旁骛地读书呢?
我若干年前曾在《中国剪报》上看到一幅漫画,就是用线条一笔勾勒出的一本翻开的书,下面写着一句话:“什么是书恐怕谁都知道,但书是什么恐怕只有读书的人才知道。”这句精妙的哲理之言道出了读书人的独特感受。
看着张翼健先生手抄的《论语》(他抄了三遍)和给我手抄的《老子》,以及他在抄《论语》时写的感想,我悟得了这样一个门道:读书先抄书。其实这个做法我也是早就体验过的。在大学时,我手抄《孔雀东南飞》并做集注,手抄并翻译《楚辞》,就是这样的尝试。在一线教学时,我总是把课文自己抄写一遍,然后自己分析,把感想写在抄本上。去年我写《忍叫神枪自断魂》一文,为了细读文本,我把老舍的《断魂枪》抄写了一遍。抄写的过程就是精细读书的过程。
古人也常常在读书的时候做标记,记笔记,做卡片。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读书笔记。今人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也是读书的记录整理成的名著。读书的结果可能是美好的,但读书的过程不全是美好的。感受读书过程的美好,需要你调整自己的心态。
在教学中我很关注读写一体。我曾要求我的学生每读书必动笔,也真有一些学生养成了这样的好习惯。
再说让人获得建构性阅读的快乐。我们从上面引述的《鹤林玉露》和《宋史》中可知,赵普的读书功利性很强,这对于读书而言不是最高境界,甚至连较高境界也算不上。最高境界的读书是不计功利的。但是,在俗世,功利性读书都不易得。
姑且就从读书的功利性谈起吧。读书总是要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见识吧,那就先要知道自己缺什么。在一些场合,总有青年教师向我索要读书目录,我从来不敢给人家开这样的书目。一则自然因为我的读书面和赵普差不多,而且真提出读《论语》这样的书目,人家也未必肯读(因为读细了《论语》的人根本就不会提出让我开书目的要求),一则因为每个人的学养积累都不同,没有一本书或几本书可以解决你的需求问题。
既然每个人已有的学养不同,去读同一本书,收获也因人而异。文化积淀好的,获得的收益大,反之收益就小。当人接受新东西的时候,每个人的学养在起主要作用。学养越高,吸收别人东西的机会就大,反之就小。为什么有时会有“不可理喻”的现象?就是其学养太少,不能被感化,所以“不进盐酱”。
说到底,不管读什么书,都是为了积累自己的学养,这也是功利目的吧。有时倒是这个目的性越强,读书的效果越好。
我想起了自己的一件事情。1995年,我工作了十年的时候,愈发感到自己的“存货”不多了,要赶紧“进货”。但当时因为换教材了,最紧迫的就是怎样以教材为核心进行积累。我就把初中、高中的文言文进行了一次梳理,大约耗时一年,手抄了初、高中全部的文言文,还做了对译,写成了《初中文言文学习手册》和《高中文言文学习手册》,共计近70万字,交由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朱绍禹、张翼健两位先生在给我写的序言里表扬了我,认为我这是扎实读书。当时我教初中,但高中的文言文我也没有放过。这个做法,当然有功利性,目标十分明确,因为还算扎实地下了笨功夫,收效还真是不错,从此,文言文的功底越发扎实了,在教学中有了更多的时间研究教学的对象了。
最后我要说,如果语文教师中有人真像赵普那样读书的面很窄,不妨像赵普那样认真精读一部经典,从中真切感受读书的味道、读书的门道,以提升教书的品味,总是好的。如果语文教师的阅读面比赵普宽,但也能针对某一部经典像赵普那样认真去钻研,提升教学品味更不在话下了。
我想套用一下张翼健先生送我的《论语抄读》扉页上写的一句话,半部论语即使治不了天下,起码可以教你做一个好的语文教师(原话是“做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