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的变法史，就会看到让人揪心的一幕，即：古今变法者，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如管仲，其他人下场都很凄惨。
传统观点认为，这是由于政治保守势力太过强大的反扑，皇帝在无奈之下，开始了对改革者的清算。但笔者却有一个疑问，为何改革者不团结保守势力，让他们也在变法中获益，或利益不受损，这样保守势力就可能成为改革的支持者，如此变法者下场还会凄惨吗？
其实，中国古代改革者做不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政治智商不够，而是因为中国古代经济学太落后，在对天下财物的认识上，存在着巨大的错误。
战国时期的吴起，是一个天才变法家，历仕鲁国、魏国、楚国，先后推行变法，都取得了惊人成就，但却都遭到了猜疑或反对，最终因变法得罪守旧楚国贵族，而惨遭杀害。
商鞅变法更是广为人知，但上天却和商鞅开了一个玩笑，还用一个“作法自毙”的成语嘲笑商鞅。最终，商鞅被五马分尸，可谓死的凄惨。
在众多变法之士中，王安石的命运，可能算是好的了，因为尽管变法失败，但王安石只是“郁然病逝于钟山（南京）”，没有遭到肉体清算。在王安石之前，宋朝还有范仲淹等改革家。
明朝的张居正，算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大变法者，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改革如火如荼，但张居正去世之后，人亡政息不说，万历还抄了张居正的家，差点鞭尸张居正。
这些变法者，都可谓一时豪杰、人中龙凤，为何无一例外的结局凄惨？显然，如此相同的结局说明此事并非偶然，而是存在必然性！
历代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交锋之中，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对话，具有典型性。所谓保守派，是后人给的定义，把反对改革之人就统称为保守派，其实这一群人是既得利益者居多，也有政见不同的，比如司马光、苏辙等人。
司马光批评王安石“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皆为盗，非国之福”，王安石反驳：“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司马光回击：“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保守派司马光对经济可谓是一窍不通，所以对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上用足”理论，用了一句“天下安有此理”来说。
更为重要的是，从“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这一句话中，不难看出司马光的观点，即：天下财物是一个常数，不会增加，一旦国家征收多了，那么就是收刮百姓，因此王安石的理财，其实就是搜刮民财。
如今大家都知道，财富是不断创造的，GDP每年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却几乎一直没有突破司马光的这一认识。
正因“天下财物是一常数”的认识，所以无论是改革者，还是旁观者，都把变法看成了“损彼肥此”的零和博弈，变法就是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既然天下财物恒定，那么有人拿多了，自然有人就变少了，而非大家利益都能增加。
这就相当于分蛋糕，改革者所进行的变法，不是想着让大家都获益，而是从既得利益者的碗里挖出一块蛋糕分给他人，进行天下财富的重新分配。如此一来，你说别人能不能同意，这样的改革者还会有好下场吗？
笔者做一个假设：如果古代变法者懂得天下财物不断增加的经济学理论，那么通过不损害、甚至还能增加正常保守派（恶意的保守派要打击）的收益，来推行变法措施，那么变法就可能顺利实施，变法者也可能成为圣人！
所以，有学者研究之后感慨：古代改革家的悲惨下场，主要是由于中国这一门学问太落后，导致了剧烈的利益之争，和保守派的强势反弹报复。
其实，大海航之后的欧洲，国内也是矛盾重重，但他们却有另一个粗暴而简单的思路，就是向海外索取财物，提高国内各个阶层的收益，转嫁国内的一些矛盾，在这一情况下的改革，往往就能很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