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个学校普遍采取的是大班制，集体评价，虽然也提个性发展，但因为国情，往往很难照顾到学生的个性需求。在课堂教学上，虽说“教什么”比“怎么教”重要，但到底什么才是最应该教的，对于教师，这既是观念挑战也是智慧考验。
新课程理念对教师的要求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用叶圣陶先生的话说：“教材无非是一些例子。”所以，讲一篇课文，教什么，这决定于教师。教师本身就是课程，“教什么”和“怎么教”应该由教师说了算，尤其是文科教学，教师的独立处理教材能力至为关键。
记得有一次在群里和台湾慈明高中的莫玉玫老师聊天，她讲到自己在讲解白居易的《琵琶行》时是这样做的：先把作者、题解、课文说清楚，再和其他篇章（比如《明湖居听书》和《赤壁赋》）做比较，再谈送别、偶遇等情节发展，重点是作者与琵琶女相遇如何在“话题”中有了强烈的共鸣？因此学生必须和教师一起思考：认识新朋友时，是该存有戒心保护自己，还是敞开心扉畅谈人生？尤其是最后这个问题设计得非常妙。虽然似乎超出语文教学“知识”的范畴，进入了社会学领域，但是对于学生的待人接物以及和陌生人相处的方式都有涉及，这样的问题与工具化的语文知识似乎不相干，但和“教育”相连，是非常用心的一个设计，因为语文不仅仅是一堆“知识”，在我看来，一切的课堂知识如果不能走向生活、走向人生、走向社会，走向学生的成长，那么这样的知识除了考试还有什么用处？
学者赵鑫珊说过，一切的艺术都呈现一个“空筐结构”，就是这个艺术作品里面承载的意义是艺术的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附加上去的。
对于作品而言，其全部意义就是作者赋予它的意义和读者赋予它的意义之和，但由于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其意义已经不决定于作者，而是变成一个社会的独立存在，它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决定于读者（消费者）。由此看来，作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读者（消费者）决定的，而在教育教学的时候，如何赋予这个作品更大更新的教育意义，则决定于教师文史哲的素养以及对教育教学“意义”的深刻理解。
记得我在教学杜甫的《蜀相》时，曾经问学生：你认为全诗的“诗眼”是哪一个字？有学生说是“泪”，理由是任何作品其实都在表现作者自己，杜甫表面哭诸葛亮，其实是借诸葛亮的出师未捷哭自己的郁郁不得志，属于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还有学生说诗眼是“空”，英雄业绩转眼成空，虽然春色满园，鸟声鸣啭，但除了作者来诸葛祠凭吊还有谁来到这里呢？这两个答案都有道理，只要能说出依据即可，不要追求什么“标准答案”。
我接着“空”这个话题植入另外一个讨论题：那你认为，做一个英雄好还是做一个普通人好？
这下课堂一下开了锅，议论声四起。有学生认为，还是做个英雄人物好啊。活着时可以吃香喝辣，引人关注，到哪里都会得到人们的尊重；死后也会名垂青史，供人学习凭吊。也有学生认为，做个普通人其实也挺好的，英雄有伟大的痛苦，凡人有卑微的幸福，上帝的安排挺公平。当然，也有学生质疑“英雄和凡人之间有界限吗？如何区分英雄和凡人？英雄一定比凡人过得幸福吗？我们羡慕那些所谓‘英雄’，其实是羡慕他们的成功，但成功者一定活得幸福吗？普通人其实也是可以成为英雄的。”
最后，我引用《圣经·彼得前书》上的话“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做结，告诉学生，能不能成为英雄不重要，重要的是过好每一天。因为生命是一个溃败的过程，每个人都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一个社会呼唤英雄、树立英雄本不是什么好事情，说明制度不健全，才需要英雄来打抱不平。真正的英雄不是要冲锋陷阵，杀敌于千里之外，而是能够为自己的心灵做主。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功，羡慕的本质是无知，因为人类的信息不对称是一种永恒的存在，人性是一个黑箱，灵魂永远独行。
这样的言说就植入了教育内涵，而这种教育内涵是简单的诗歌鉴赏知识无法比拟的。就此而言，课堂也可以成为一个“筐子”，往里面装什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