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平凡的人，但在我心里却是个英雄似的男子汉。
作为家中长子，种田、打柴这些体力活，父亲在少年时都做过。冬季大雪，照样跟随大人进山砍烧柴。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北生态系统好，野生动物还是常见。有一次父亲正在小山上干活，来了一头狼，远远地盯着人看。父亲心里虽然也怕，但是面不改色，手下的柴斧抡起的更起劲，照样淡定从容地砍柴。或许就是这种淡定无畏的气场，让狼也改变了主意，扭头又淹没在茫茫雪林中。
奶奶总共养了五个孩子，小姑姑是最小的孩子。小姑姑受了惊吓，伴随发烧，三天两头生病。乡下人治惊吓，就是到号称“半仙”类似巫医的人那里，请了驱魔辟邪的黄纸道符回来当药治病。所以说，过去生养孩子的存活率，一半靠运气，一半还是靠运气。
奶奶心急如焚，爷爷是不信鬼神的，况且还要打理维持一家大小的温饱。所以替父母跑腿，给小妹妹求医问药的事情就落在父亲身上。
每次求神请符也不是白请的，还要付出资费。父亲是个孝子，乖乖听奶奶的话，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却走上一段很远很远的路，将穷家里挤出的一点点救命钱交出去，求回一张朱笔写在黄纸上的“鬼画符”，看着大人烧了灰，给自己小妹妹喝下。
那时，父亲已经开始读书，明白些道理，知道这些不过是装神弄鬼。有心站在爷爷这方面，奶奶又要哭天抹泪，况且乡下地方，还有什么求医问药的生路呢？
父亲聪慧胆大，从小就是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后来，他自己找了黄纸，模仿半仙画了符，假装是远程求回来。直到小姑姑病好，直到多少年后和我们闲聊，父亲才平淡地回忆一回。
我的太爷是个私塾先生走的早，爷爷没读上书大字不识几个，但学得一身赶大车的技术，能挣工分养家，是人民公社里赶大车的“好把式”。到了父亲这一代，无论男女都给上学。
遇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父亲才十三岁。爷爷忙外面，父亲就在家顶个成年劳动力干农活。春播种，秋收麦，打了粮食还要搓玉米，庄稼人的活是干也干不完。我不知道，那时候正是花季少年的父亲心里会想什么。
到了国家恢复考试，父亲白天干活，夜上抽空学习。停课那么久，老师早就没有了，要学就只有靠自学。数学、语文都要考，父亲就着油灯默默地理解。没有老师讲解，就在小学的基础上，一下子拔高到高中水平。
父亲总说，自己是用文科生的方法啃下一本高中数学书。靠着记忆力强，背概念，背题型。那个年代乡下找本教课书都难，考试题还是以教课书为主，所以父亲死记硬背的效果还是有作用的，帮助他顺利通过了考试，从此人生完成从草鞋变皮鞋的转折。
父亲考上的是工农兵师范大学，就是今天佳木斯师范学院的前身。从乡下屯子到市里学校，是一段翻山越岭的遥远土路。
冬天上学，大雪封路。有的地方积雪几丈高，有的地方积雪可以埋没人，伴着凌厉的西北风刮起“呜呜”大“烟炮”。没有马车，父亲决定走路去上学。
奶奶做了一锅豆包，这种红豆沙做馅的馒头，放到东北零下30多度的室外，好像放到天然大冰箱里，一会儿就冻得像石头一样结实。
父亲背上一麻袋豆包，就是离家上学的全部物品。父亲在积雪中向学校走去，早上出发，走到晚上，刚好到校。
父亲师范毕业后，做了教师。打我记事起，父亲从来都是衣冠整齐，风纪扣正系。每天上班前，梳洗是父亲很认真的一个过程和仪式。每天我们只是洗脸，父亲则会顺带把头发都洗过，不带一点油腻或是睡卧的痕迹。父亲发质黑密，发型二八分，永远定期修剪，永远清爽干净。
过去物质贫乏，别人家的镜子不过是或圆或方的一小块，我家的镜子是一大面镶嵌在衣柜上的穿衣镜。父亲每天梳洗后站在镜子前，梳整头发，修剪鼻毛，细细检查面部是否干净，连耳后也不放过。然后，脱下洗的发白发灰家常衣裳，由内到外依次换好硬领衬衫、套上笔直崭新的中山装外套，系上扣子。最后系好风纪扣，每次还要再特意正正领子。我知道，他今天又有课了。
父亲在县城中学工作，早些年每逢秋收时节，父亲都要赶回乡下爷爷家帮忙抢秋收。七八岁时，我也跟着回去，有幸看到过一次父亲抢秋收的样子。
北方地大，田野苍茫广袤的一眼望不到边际。麦子成熟，麦穗已从明亮的金黄变成饱满的深黄，沉甸甸地低着头，汇成麦浪麦海。父亲把我放在田地旁的路边，扎好裤脚，拿上镰刀，下到地里。
北方庄稼一行行的种在高出原来地面的土垄上，一垄垄一眼望不到头。彼时，我的大姑、二姑、爸爸，一人站定一垄地头，俯身猫腰，好像三名参加比赛准备起跑的运动员。左手搂过一把麦杆，右手舞动镰刀，三个人在麦浪麦海中开航劈道。冲在最前面的，一会是我的二姑，一会儿是我的父亲。在金色海洋中辟出三道露出土地的直线，一直延伸到远方。我坐在路边，看着他们变成小圆点，消失。又过了一会儿，约莫一盏茶时间，三条压下金色麦浪的冲锋艇又冲了回来。几个来回下来，这一年为整个麦田提供营养的大地母亲又露出黑黝黝的脸庞。
我等在田边，把蜻蜓、小草和各类不认识的事物都玩腻了。父亲和姑姑们从地里走出来，来到我待的地方，喝口水，歇一歇。我看到父亲的衣衫湿透，整个人好像水里出来。连着两天，父亲身上发红，晒脱了一层油皮。脱掉里面的背心，身上还有晒过的痕迹，好像穿着一件白背心。
父亲做了一辈子教师，教龄35年以上。这期间，命运有两次机会垂青，可以从一线讲台转岗到行政管理，或者到县教育局里工作。但是，他自己拒绝了。理由很简单，那时他正是带班班主任，好比春种秋收的一轮庄稼，还没把谷子送进谷仓，农夫自顾自地走了，留下地里的谷子谁来照看？
上个世纪9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如火如荼。父亲的同事兼兄弟去了一趟深圳，毅然决然丢下公立中学的编制，家小留在北方，应聘到深圳私立教书。同样是高级教师职称，父亲每月工资一千元左右，那时深圳私立中学开出的价格是每月工资近一万元。章叔叔深圳安定后，接了家小过去，也曾对家乡的老朋友几次呼唤，终究没能撼动父亲的心思。当时父亲所在的县城中学，经过几届师生的努力，正创建成为省级重点中学。那时讲好课，培养学生高考出好成绩，是父亲的全部心思。父亲的心思，扎在我家乡的黑土地上太深，以致安土重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