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3日，中华民国、英国、美国在埃及开罗召开了一次协商对日作战的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商讨反攻日本的战略及战后国际局势的安排，制定盟军合作反攻缅甸的战略及援华方案。

参会的头脑人物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此时的国际局势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德军在苏德战场损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转入战略防御，苏军转入战略进攻，已经攻入乌克兰。

太平洋战场持续了六个月之久的瓜岛战役也已经结束，日军陆军损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海军损失了大量优秀的飞行员，在太平洋战场已经无力扩张，转入战略防御阶段。

而不久前进行的中国远征军主战的密支那战役，国军在装备美式武器的情况下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表现出了不俗的战斗力。而中国本土战场持续焦灼，日军已经显出颓势。

基于中国远征军的表现，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蒋介石作为世界级别的话事人参加开罗会议。

罗斯福的打算是，由苏军负责苏德、东欧战场；美英陆军在欧陆某个地点登陆（后来选定在诺曼底），负责西欧战场；美国海军、陆战队、陆军负责太平洋战场，包括解放东南亚，攻入日本本土；中国国民党军队负责中国大陆战场，包括消灭日本关东军，如果可能，要南下参与到消灭东南亚日军的战斗中，与美军会师。

这是委员长一生最荣耀的时刻，与当时世界上无可争议的两大巨头平起平坐。他的夫人宋美龄担当了蒋介石的全程翻译，委员长与罗斯福、丘吉尔是谈笑风生，共同商定了作战范围和远东地区的战后利益划分。

蒋介石提出，战后，中国应恢复到甲午战争开始前的版图。罗斯福表示，只要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完全同意这个要求。

罗斯福的意思是，只要中国能独自打下这些日占区的全部或大部，那就没问题；蒋介石的想法是，终于可以躺在巨人的肩膀上等待胜利果实了。

会议结束后，三巨头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在战争结束后，日本必须将东北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使朝鲜独立。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能认为委员长的胃口太小，占的便宜太少了，很多人甚至还想要琉球群岛。但是，在国际规则中，领土的划分永远是军队打到哪里，在谈判桌上你才能占有哪里。在此之前，台湾和澎湖已经被日本统治了接近50年，东北被日本驻军20年，统治了15年，在中国军队还没占领前就明确划给中国，可见罗斯福对国军的期望之深。这也是给委员长画了一个大饼，只要他能解决中国战场的日军，就可以收复五十年以来失去的所有领土。

而此时日军的兵力部署是什么情况呢？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陆军共有51个师团（相当于军），其中：驻守国内10个师团，驻印度支那3个师团，关东军13个师团，中国战场25个师团。也就是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日本绝对的战略重心。

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军事力量部署已经开始战略转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了13个师团，从关东军抽调了7个师团，从国内抽调了5个师团，共25个师团投入东南亚战场，此时的陆海军主力都在东南亚地区与美军鏖战。

中国战场的日军虽然又有所补充，但大部分是新兵蛋子，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缺乏作战经验。而且绝大部分编制做不到满编，也就是所谓的乙类、丙类师团。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认为以国军战力，配上美式装备，消灭中国战场的日军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不久之后，罗斯福就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上面说过，此时日本陆军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向东南亚，而向东南亚运输物资、兵员都通过海路。但是，美国海军不断的骚扰让这条运输线很不安全，日本的底子又薄，沉几艘运输船、货轮就是不小的损失。所以，日本就打算在中国大陆开辟一条运输线，从中国东北直达越南，保证东南亚战场日军的补给和兵员。

此外，当时，从中国大陆的东南、华中地区各个基地起飞的盟军飞机可以轰炸在华日军甚至日本本土，这意味着盟军可以对日本本土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使日本异常恐惧，打掉美军在中国东部的空军基地，也是日本的既定战略目标。

1944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第12集团军共5个师团、3个旅团和1个飞行团（飞机168架），加上第1集团军和方面军直属部队各一部，共14.8万余人，坦克225辆，装甲车466辆，在第11、第13集团军各一部配合下，以攻占平汉铁路（北京至汉口）南段为目标，向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

国民党军队指挥官为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他下辖8个集团军加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在第八战区和空军（飞机156架）各一部支援下，以第28集团军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第4集团军在河南汜水县、密县间山区构成防御地带，进行坚守防御；第31集团军集结于禹县、襄城、临汝地区，待机歼敌。

这场战役史称豫中会战，打了仅30余天，日军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并占领了沿线各要点及古城洛阳，击溃了国军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实现了战役企图。

国民党第一战区的军队损失严重，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牺牲。据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战史》记载，第一战区在此次战役中伤亡官佐817员、士兵18327人，日军伤亡4000人；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统计，日军伤亡3350人，中国军队阵亡32290人，被俘7800人。

战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

豫中会战结束不久，日军于1944年5月27日又发动了长衡会战，又称湖南会战，其目的是攻占中国湘桂、粤汉铁路以及京汉铁路南段沿线各主要地区。

也就是说，豫中会战的目的是打通北京到武汉的铁路线，长衡会战的目的是打通从武汉到广州的铁路线北段。

此战，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8个师团、1个飞行团和海军一部，共20余万人；国军这边儿是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2个军共约40万人，飞机181架。

战役结果，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中国军队伤亡90577人，日军伤亡66809人。

根据日军第11军统计：中国军队阵亡66468人，被俘22460人，被缴获的武器约为10个师的装备。 至7月20日，日军战死3860人，战伤8327人，病7099人，总计伤亡减员19286人。双方战损比接近1:10。

长衡会战后，日军为打通由平汉路经湘、桂两省至越南的陆路交通线，紧接着又发动了桂柳会战。

因为前两次会战的失败，英美两国均对中国战场的形势表示不满和担心。为了挽回颜面，更是为了战后能捞更多的好处，委员长也急了眼。从1944年八月开始，蒋介石严令第四战区（广西属第四战区作战地区）在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进行防御抗敌，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约60万军队，加上原本第四战区的国军，共约80万人。

而日军作为进攻方，兵力仅16万人。

战役结果，国军损失兵力超过40万，日军损失不详，但各方估计都不会超过5万人。

以上三次会战，合成“豫湘桂战役”，日本方面称为“大陆交通线战役”。在从1944年4月中旬至12月的8个月中，国军损失兵力超过60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4个省会城市和郑州、许昌、宝庆、柳州、温州等146个中小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余万军民处在日军统治下。

日军合计损失5-6万人，名义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

之所以是名义上，是因为日军虽然达成了战役目的，但无力维系这条贯穿中国大陆的交通线。日本没有足够多的兵员去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特别是北部被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武装袭扰、破坏严重。所以，日军虽然看似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是给本来就不充裕的军力又加上了一个大号包袱。

但是，不管日军达没达成战役目的，这次会战把委员长给害苦了。

这次战役让英美苏等盟友大开眼界，战役结束时，已经是1944年底，盟军在全世界各个战场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正在一路高歌猛进。而唯独中国战场，面对日军抽调完精锐的乙类、丙类部队，竟然打出这个结果。

这场战役极大程度地损害了美、苏、英对委员长为首的国民政府的观感，美军中一些人对国民党军的抗战能力产生怀疑，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在此役之前即恶化的关系更因此达到临界点。

约瑟夫·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

1942年3月，史迪威首次在重庆拜谒蒋介石，两人就军事部署问题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蒋介石向他介绍，中日交战时，如果双方对峙，要用三个中国师对付一个日本师。如果日本人发起进攻，则要用五个中国师去对付一个日本师。但是蒋介石虽然说是3:1或5:1，但他同时又强调，不能把中国军队集结，因为日军特别善于迂回，总是从国军绕道国军侧翼，几万人包十几万国军的饺子是常有的事儿，国军一抱团就会被日军吃掉。

史迪威说，既然如此，那就可以采用纵深防御战术，即部队要一个方阵接一个方阵布置，距离不超过50公里。如果日军迂回，那么在后侧阵地的国军就可以向前靠拢，保护前侧国军的屁股。实际上苏军对付德国的闪击战，就是这么干的。

蒋介石完全不认同，他认为相隔50公里，就是让在第一线的国军送死。

史迪威又建议蒋介石，不要死守阵地，日军迂回，那么国军也可以迂回。

蒋介石再次否定，他说国军的情况与日军不同，如果放任前线将领按自己的意图迂回、转移，那么没有一个将领会坚守阵地。

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一头蠢驴!”。

随后，史迪威指挥的缅甸战役打得并不好，但是他却称赞了中国基层士兵，在日记中他写道：“中国军队的士兵刻苦耐劳用命，下级军官也无问题，营团级好坏参半，而军师长级别的则很少有效率的。”

自这会儿起，他开始有意培植自己为帅、美国人为将、中国人为兵的军队。这自然与重庆方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豫湘桂战役的惨败，更让史迪威有了充足的理由。史迪威以此役中国军拙劣的表现与他管辖下的滇缅远征军的精强做对比，直指蒋政权腐化无能是导致战争延长之主因，甚至进而主张由其取代蒋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而蒋介石也几近愤怒地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

官司打到了罗斯福这里，他认为现在美国还得哄着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激化中美矛盾对整个战局并没有好处。所以在1944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撤换史迪威。

这是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其影响力堪比李鸿章和刘步蟾逼走朗威利。史迪威的离任意味着美军对国军最高指挥层的影响力下降，自此之后，委员长可以随意委派亲信指挥大的会战，可以肆意干预一线作战部队，他终于可以挥洒自如、大显身手，充分展现他的军事才能了。

这在客观上加速了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的失败。

在此之前，罗斯福虽然知道国军的战力羸弱，但是他认为如果以美式装备武装，至少能跟日军的二三线部队五五开，算得上是个有用的打手。

但此战过后，罗斯福已经不寄希望于国军能解决中国范围内的日军了，他认为蒋介石政府能够坚持到美军登陆就算是胜利了。

而美军如果要跟日军单独作战，损失又会很大。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作战顽强，每次与日军作战，美军都要付出重大伤亡。例如在1945年初的硫磺岛战役中，美军以阵亡6821名士兵的代价才攻克岛屿，日军23000余人仅有1000人投降。

如果美军按照这个伤亡比例去解放中国大陆，挨个解放沦陷的数百个城市，特别是东北，无疑将付出极大的损失，在罗斯福眼里并不值当。

可是你又不能在中国大陆还在沦陷的情况下宣布盟军胜利，那么大一坨日军怎么办？

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情况，美军认为不值当，国军又不经打，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就只好寄希望于苏联人了。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也是真正的三巨头，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会议，讨论战后格局和大国利益分配。具体的问题就是战后处置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远东问题、联合国问题。

而此时，由于国军的一系列精彩表现，委员长已经没有资格参会了。

在会上，罗斯福要求苏联出兵中国，消灭关东军。

斯大林表示，要苏联出兵可以，但是有条件。既然中国可以恢复甲午战争前的领土状态，那么是苏联必须恢复到日俄战争前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并且要求外蒙古独立。

所谓日俄战争前的势力范围，是指1904年时远东状态。当时的形势是，沙俄正在筹划黄俄罗斯计划，整个东北已经被纳入沙俄的远东总督府统治，旅大地区（苏联称关东州）是沙俄远东总督府驻地。

罗斯福认为这个状态损害了东北主权，国民政府是不可能答应的。表示只要在尊重中国东北主权的前提下，其他好说。

最终，美苏双方确定如下事项：

苏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对日宣战。作为苏军出兵的回报，美苏双方共同确认：维持外蒙古事实独立的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千岛群岛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也就是谁都能用；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东北境内东西、南北方向两条主干线）。

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国领导人还讨论了联合国的问题，三方都认为应当成立一个由大国担任话事人的常任理事会，但对入选国分歧很大。

斯大林的方案是美、苏、英，丘吉尔罕见的表示支持苏联，罗斯福的方案是美、苏、中、英。斯大林表示，孱弱的中国不配有资格参与，丘吉尔也有类似的观点，但是罗斯福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道理，类似“抗战贡献”、“四亿人口”等等，且态度十分坚决，大有不让国民政府进，美国就退群的态势。

很多人此时应该会很感激罗斯福，但其实他是有自己的算盘的。在当时的局势中，美苏是毫无疑问战后要对立的，英国虽说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但是当时的英国可不是现在的英国，它实际控制着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三分之一的非洲，这种体量的盟友美国很不喜欢。

所以，必须拉进一个二战功劳既说得过去还能始终支持美国的国家，而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在当时就是大小长短正合适。

为什么罗斯福确认国民政府能够始终支持美国呢？就是因为其足够弱，离开美国的支援它就活不下去，它敢不支持吗？

不知道罗斯福知道了后来的局势，会不会感慨自己机关算尽太聪明呢？

本文出自大鹏人文《朝鲜战场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