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上中大历史系那会,一位同样爱好历史的好朋友问在大学里读历史可以读点什么书,当时还没有摸到入门门径的我,居然向他推荐了刚刚重版的《柳如是别传》。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买到这个书,虽然作为入门读物来说的确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里面所贯穿的治史理念是相当值得今人借鉴的。陈寅恪先生耗费自己整个晚年的精力来“颂红妆”,决不仅仅是为一名风尘女子立传,实则字里行间,有着许多一辈子治史的心得和思考。仅摘录数则分享如下,有心者在阅读《柳如是别传》的时候便可发现,除了陈先生那令人拍案叫绝的“以诗证史”逻辑外,在考证文字后不经意的几句评论,方是其治史的独门绝技。
“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词用意之妙。”(页一一)
这几句话,解释了既要找原始资料以证明最早的来源,又要找相关材料以通上下左右之关系。所以导师曾言,治史是聪明人下笨功夫,不仅要能读懂材料,更要读通材料。
“就所见文籍中记载河东君事迹者言之,要推顾云美所撰河东君传为最佳。就其所以能致此者,不独以其人之能文,实因其人于河东君具有同情心之故。”(页三八)
陈寅恪先生曾称治史必须具备“同情之理解”,史家必须把自己沉浸在研究对象的同一时间同一环境当中,才不至于用自己的“时代意见”,代替研究对象的“历史意见”,妄生许多不必要的错误理解和评论。
“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页四四)
这就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的时代,要有多几分人情世故的理解。有许多世俗行为的问题未必能见诸直接的文字记载,但可以从时人的交往行为中得出一种不失真实的历史感觉,这种感觉是在研究过程中不可缺乏的一种能力。罗志田先生说“历史学不能缺乏想象力”,大概也是这个道理。
“寅恪曾谓河东君及其同时明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其原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页七五)
这段话大体可以解释柳如是为何能够在晚明时期于众人里脱颖而出,实则是个人的追求与时代环境之互动结果。而时代环境的特征,并非有著作可以一一概括,还是需要研究者仔细揣摩同时代人的互相交往,才能从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出发,慢慢理解其行为特点及作用结果。如果不能对这一环境有所把握,自然也难以理解柳如是的时代意义,更无法体会陈寅恪先生研究柳如是的微言大义了。
如是经验巧谈,尚需细心揣摩,明其大义而后仿之。近人多惑于陈先生晚年致力于一女子研究,谓其浪费时间精力,实不知陈先生将其毕生治学心得寓于此书之间,岂止于一杰出女子之研究乎?今日重读《柳如是别传》,实则不能将其单纯作为一本研究著作来看,里面许多治史观念与方法,十分值得我辈重新好好咀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