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祥的《数字人生》这首歌曲非常有意思，它体现了粤语歌的一个特点：歌词部分读出来的音调与唱出来相差不大。这一方面是作词人的精心编排，另一方面跟广东话声调较多的特点也有关。这个特点在《数字人生这首歌之中表现得最为凸显，尤其是最后念数字的部分，歌曲中的音调就是这些数字实际的声调，感兴趣的不妨咨询下身边懂广东话的朋友或者干脆就自己学一点然后印证一下。

这首歌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很多的论述，所以我也不再赘述。事实上，我更想讨论一下这首歌的的文字部分。这首歌文字部分的内容很少，但是足以促使我们来思考一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觉得不是什么问题的问题：人与数字的关系。

“填满一生全是数字

谁会真正知是何用意

烦恼一生全为数字

圆满的掌握问谁可以

凭号码来认识

你的 IQ 你的身家

你的体魄你的一切

人与数字有许多怪事

看看计数机里幽禁几多人质”

人的各个指标什么时候开始数字化了？人什么时候在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开始离不开数字了？人是什么时候成为了数字？

“数字化”这样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今天，“数字化”被认为是理性、科学的基础。它体现出的含义非常明显：精确——没有数字，我们就没有办法掌握一个物体，甚至没有办法去描述，去感受。

但是“数字化”本身是一个人为建构的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它并不是人们认知这个世界的唯一体系，说到底，它也不过是用一种隐喻的方式来认知世界。只是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历史原因，这样一套体系得以充分发展并广泛应用，最终打败了其他体系，成为了当下社会人们认为的最为可靠，最为理性的方法。

实际上在数字化之前，是“视觉”打败了其他感官系统，成为了“理性”的感觉这一更为基础的前提。

感官史研究专家Mark Smith在其著作Sensory History中说，

“西方社會從文藝復興以來，「視覺」開始成為強勢的感官，支配著西方思考的模式，成為認證事實、承載理性最重要的感官;相對地，味覺、觸覺及嗅覺則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被邊緣化，且常被劃歸為「非理性」的感官知覺。”

福柯（Micheal Foucault）也在自己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之中探讨了人类“通过已知来建构未知”的认知模式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对于我们来说，人的肉体天然有权界定疾病的起源空间和分布空间：这种空间的线条、体积、表面和通路都是根据一种迄今人们熟悉的地理学，按照解剖图来规定的。但是，坚实而可见的肉体的这种秩序仅仅是人们将疾病空间化的医学的一种方式，既不可能是第一种方式，也不可能是最基本的方式。过去曾经有过，将来还会有其他的疾病分布方式。

我们将在何时能够界定在隐秘的肉体里决定了过敏性反映过程的那些结构？是否曾经有人勾画出病毒在某一生理组织的薄层里扩散的特定几何图？在一中欧几里得式的解剖学中，能否找到支配着这些现象空间化的法则？说到底，人们所能回忆起的只是，旧的交感理论使用过一套所谓对应、毗邻、同系的语言；而被感知的解剖学空间几乎不可能提供一种连贯一致的词汇。病理学领域里的每一伟大的思想都给疾病规划了一种构型，但是这种构型的空间要素不一定是经典几何学的要素。

疾病的”实体“与病人的肉体之间的准确叠合，不过是一件历史的、暂时的事实。……疾病构型的空间与病患在肉体中定位的空间，在医疗经验中叠合，只有一段较短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十九世纪的医学同时发生，而且病理解剖学获得特权的地位。

当我们切开人的表皮，用目光来观察人体的“内部结构”（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东西。我是说后结构主义者不认为存在任何的“结构”）时，我们是以一种我们已经熟悉了的空间认知方式来对其进行划分，这样的一种空间认知方式形成于我们划开人体表皮之前，并且已经成为了体系。而在这之后，我们以这样一种体系来认知我们所不熟悉的、新发新的未知的空间，并对其进行分类。但是这种体系并不是人类有可能形成的“唯一”的认知体系，它的形成与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直接相关，所以说这套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事实”。”

对于此，波茨曼（Neil Postman）在其名著《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也有精彩论述：

“伽利略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他这样说只是打个比方。大自然自己不会说话，我们身体和大脑也不会说话。我们关于大自然自己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他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

我们对于大脑的理解除了来自某些工具所产生的隐喻之外，还有什么途径？我们说一个人有126的智商是怎么回事？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不存在数字，智力也没有数量和体积，除非我们相信它有。那么我们为什么相信它有呢？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可以说明大脑情况的工具。我们思想的工具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身体：有时候我们称自己的身体为“生物钟”，有时候我们谈论自己的遗传密码，有时我们像看书一样阅读别人的脸，有时我们用表情传达自己的意图

……我们自己也不乏偏见，例如我们这些现代人总认为可以把真理和数量对等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的神秘信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院。我们的很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当今的政客往往借助数字来陈述事实，否则就一无所能。……对于深受“媒介即隐喻”这种观念影响的现代人来说，数字是发现和表述经济学真理的最好方式。也许这是对的，但还不足为证。我只是希望人们注意到，决定用什么方式来揭示真理其实是有些武断的。我们一定都记得，伽利略只是说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没有说一切的语言都是数学，甚至连描述大自然的特征时也不一定要使用数学语言。在人类历史中的大多数时期，大自然的语言是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语言。这些形式具有让人类和大自然相安无事的优点，并使人们相信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绝不能随时准备炸掉地球，然后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途径。”

想一想中国厨师“放盐少许”的神话。中国人做菜或菜谱上的“盐少许”中的“少许”经常被拿来调侃，与“火候”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中“模糊”计量的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糊”的评价所依托的体系乃是以“目视”为理性感官的西方文化。“视觉”成为理性感官很可能是近现代的发展，而并非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在“视觉即理性”的背景下，我们发展出了以数字为基础的量化体系，将一切计量都精准化、精确化。我们现在有丰富的词汇来描述我们看到的东西，但是对于听到的、摸到的东西，尤其是需要将以这种感觉作为一套测量过程的描述并没有非常丰富的词汇。而其他感官没有像是视觉这种感官如此丰富的言说体系的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限制了人类在这一方面的实践，而并非人类没有能力发展这些体系。这也造成，我们无法用现有的语言来精确地描述“盐少许”这种手感。到底摸到适量的盐的那种触感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言说体系来描述这一切。这最终给人产生了一种“模糊”的、非理性的印象。

就这样，我们与数字融为一体，再也无法分割，你的身家，你的IQ你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