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闲居北京郊区乡下的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以“活着，读着”的生活模式，开启了晚年生活的主旋律。

       梁先生以“有用、无用”的二元价值判断阐释了为什么读书？先生认为，首先搞清楚读书的目的、收益，读哪些书能达到这种目的，读书才有内在的动力。人一生既有有用的读书，又有无用的读书。人在接受正规教育上学时、参加工作后，这两个时期以“有用的读书”为主。退休之后，基本上也就无用了，无用之人才能读无用之书。有用读书，毕竟有约束，有些书你并不喜欢，但喜欢不喜欢都必须读；无用读书，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目的，把读书作为一种享受，正如喝一杯茶或品一杯酒那样。

       正是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具体目的随意读书，让梁先生时而登高雅之堂，时而处山野小窝，涉猎古今，驰骋中外，遨游在先贤圣人思想的自由之地。他平均每月读20多本书，每月读的书目与简评都发表在上海《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并在澎湃网上登出。2012年读书306本、2013年读书297本、2015年读书328本、2016年读书327本。内容涉及经济学、商业史、人物传记、文学、历史、社会科学、科技、建筑、企业管理、科幻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哲学、图书出版等。梁先生还乐于把自己喜欢的书拿出来与读者分享，在《2013年，未受广泛关注的10本书》《2014年10本休闲好书》两篇文章中，用他的阅读视角解读了对一些书的理解，倒也能激起许多读者的阅读兴趣，有一套日本学者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我就是看了他的介绍后才下决心开始阅读。

       唐代学者赵蕤曾经说：“得鸟者，罗之一目。然张之一目之罗，终不能得鸟矣。鸟所以能远飞者，六翮之力也。然无众毛之助，则飞不能远矣。以是推之，无用之为用也，大矣。”无用的读书，诞生了思想的“副产品”，其观点之新颖，见解之深刻，令人钦佩。现撷取一二以飨之：

       历史没有新故事。先生认为，晋商能成为天下第一商帮，不仅在于自己的制度创新和诚信的企业文化，还在于官商结合。官商结合是专制时期经商、做企业成功的唯一道路，也是商人失败的必由之路。商人是逐利的。他们需要权，一是为了保护自己，二是为了发展自己；政府官员也是利己的，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所谓的“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过是刚入官场时的理想主义乌托邦。商人有需求，官员有供给，这就有了官商结合的市场。在《历史没有新故事》一文中，作者最后写道：“在相同的制度下，历史没有新故事”。

       康乾盛世民亦穷。美国加州学派领军人物彭慕兰在其代表作《大分流》对明清中国历史做了整容，认为中国那时很富有，国内常有人津津乐道于“我的祖上也阔过”，拿明清时代的GDP与同一时代英国经济发展对比，得出并不落后于英国的结论。为此，梁先生说：“在我看来，美化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属于面部整容，拔高中国的市场经济属于隆胸，而避而不谈制度与文化属于抽去肋骨瘦身。这样一整容，中国明清时代美是美了，但能过得了海关吗？”他郑重声明：“历史，可以化妆不能整容”。梁先生从经济学的视角，阐释康乾年间普通居民的生活状态，引述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访华团的报告，描述中国人“都如此消瘦”、“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沈复在《浮生六记》也侧面证明了那时老百姓的贫困。于是梁先生得出制度和技术才是国家先进与否的衡量标准。

       读透一两本经典。在《经济学与读书——2014年4月27日在北大讲座》一文中，梁先生谈治学方法颇值得借鉴。梁先生认为，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除了读好教科书之外，还应该读一两本经典著作，这无论对提高专业水平，还是学习读书方法，都极为重要。他主张“一本书主义”，即精读好一两本经典。他说上大学时一位极爱读书的高干子弟告诉他，一位当时北京的负责人说过，读好一本书可以奠定人一生的学习、工作基础。这位负责人就是在狱中精读了《费尔巴哈论》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这话对他触动很大，一辈子受益无穷。

       梁先生以无用之人自嘲，读了些无用之书，将感想写成文字，成就了这本《无用才读书》。这是作者的一种旷达和包容，处事行文颇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范儿。不妨找来此书一读。